许成钢：中国极权制度的基因与极权主义的形成演变(图)

经济学家许成钢接受《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采访（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视频截图）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24年12月8日讯】（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记者孟浩报导）经济学家许成钢近日在《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中详细分析了中国极权主义的历史渊源，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命运与极权主义体制的维持始终处于深刻的内在矛盾之中。私有企业的崛起未能改变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基本现实。极权主义制度对经济改革的内在抗拒，注定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经济改革的最终失败，是极权主义政体与市场经济之间无法调和的历史宿命。

极权主义的形成与巩固：从帝制到共产主义体制的转型

-苏联模式与中共体制的塑造

20世纪初期，中国在西方列强与国内军阀混战中陷入动荡，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逐渐崛起。苏联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深刻影响中共，还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治组织、军事策略与革命纲领进行了全面指导。中共从最初的地下党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军事化的革命力量。

中共的组织结构直接借鉴了苏联共产党，采用高度集中的权力分配模式与等级森严的领导机制。党的领导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具有绝对权威，任何对党的政策与决定的质疑与抵制都被视为对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威胁。

这一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全面强化。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国有化，中共完成了对国家经济资源的集中控制。国家的生产力与财富全部掌控在政府与党的手中，形成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深度融合的极权主义制度。

-经济制度的转变：土地改革与集体化运动

中共的经济政策始终服务于其政治目标。通过土地改革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农村的传统产权结构被彻底摧毁。土地不再属于农民，而是成为“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实质上由国家掌控。

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共对农村与农民的控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失去了自主经营与市场交易的权利，必须将所有劳动成果上缴国家。这一政策导致农村经济陷入困境，农业生产力长期停滞，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阻力。

经济制度的极端化不仅削弱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力，还加剧了政治与社会矛盾。集体化运动中的“亩产万斤”与“大炼钢铁”等激进政策，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数千万人在这场人为的灾难中丧生。这一历史悲剧表明，经济体制的极端化与政治控制的强化紧密相连。

-政治控制的极端化：暴力机器的运作

中共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强化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反右运动清洗知识份子，大跃进推动经济激进化，文化大革命更是将政治斗争扩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通过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中共成功瓦解了任何可能的反对势力。

政权的强权统治不仅依赖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政治教育，更依赖军事与警察力量。人民解放军与公安系统的联合运作，使国家机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暴力威慑力，确保了中共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这种对暴力工具的有效运用，成为中共维持统治的关键手段。

中国为何无法摆脱极权主义制度 经济改革的终局宿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增长，私有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却始终未能摆脱极权主义的束缚。这一现象引发了全球学者的深思：为何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专制能够长期共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是否注定将导致经济改革的失败？对此，许成钢认为，究其根本，中国经济改革的初衷是为巩固权力而非制度转型。以下三个方面的他的详细分析。

1.改革的动因：权力合法性的危机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初衷并非推动民主转型，而是挽救深陷经济与社会危机的中共政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极权主义政权面临严重合法性危机，迫切需要通过经济增长重塑其执政正当性。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其核心目标是保住中共政权，而非推动政治民主化。

2.经济改革与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即明确划定了“改革”的政治边界，即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四项基本原则锁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将经济改革限制在党的控制范围内。改革的目标不是解放市场，而是增强党对社会的全面掌控。

3.市场经济的引入与制度对抗

尽管私有企业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始终未能触动政治领域的极权结构。中共深谙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始终警惕“私有经济”导致的制度变迁，因此持续通过强大的党国机器控制国有企业与关键行业，避免出现资本挑战权力的局面。

制度基因的深层束缚：极权主义的宿命性困境

1.权力与产权的高度集中

中国的制度基因来源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传统。在这个体系下，土地、税收、生产资料等关键经济资源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经济改革尽管一度松绑了部分资源配置，但产权的高度集中仍是制度基因的核心特征。国企、银行等关键部门始终牢牢掌控在党国体制之中。

2.私有经济的制度对立与政治威胁

随着私有企业的成长，产权结构出现了松动，潜在挑战了极权体制。然而，党国通过强制国企重组、私企归并等手段强化其经济主导地位。阿里巴巴等私企在短暂繁荣后受到政治打压，显示了政权对私有经济的高度不信任与持续打压，防止其成为独立于党国的经济与政治力量。

3.意识形态的强化与社会控制

中共通过政治宣传和社会控制体系强化社会对权力集中的接受。通过舆论审查、党媒引导、网络封锁等手段，中共将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转化为对公众意识的全方位塑造，确保私有企业无法形成威胁党国的独立社会力量。

极权主义与经济改革失败的必然性

许教授从以下三点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必然以失败结局。

-经济增长的极限与制度收缩

私有企业的发展曾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极权体制对市场的干预日益加剧，市场活力被削弱。国企垄断、资本外逃、金融危机等问题逐渐浮现，显示出制度与经济市场化的深层对抗。

-全球化退潮与国际压力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环境。然而，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受到挑战。极权主义体制限制了市场的自主调节，外资撤离、技术封锁等问题不断加剧。

-社会矛盾的累积与不可持续性

极权体制的长期维持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包括财富分配不均、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极权体制下的政策执行缺乏透明性与责任机制，导致制度改革的停滞与社会动荡的加剧。

未来展望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陷入停滞，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经济增长潜力耗尽。在高度集权的权力体系下，经济改革的空间不断缩小，结构性经济危机难以避免。极权主义制度的固化使政治改革难以展开。然而，若经济危机持续发酵，社会压力可能迫使制度出现裂痕。中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与经济自由化之间的矛盾将持续困扰未来的发展。

许成钢预测，在长期极权体制与经济市场化的深度矛盾中，中国的未来走向可能包括以下几种场景：

权力集中的持续维持：通过更强的社会控制与经济封锁延续极权体制；

经济崩溃与社会动荡：经济增长终结后社会矛盾激化，出现大规模社会动乱；

制度渐进改革与突发转型：在全球化压力与内部改革需求下，制度发生意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