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海涛电话采访著名学者、北大前新闻和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
海涛：今年7.20是中共镇压法轮功7周年，7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非暴力的反迫害抗争，您能否谈谈这样的抗争意义何在？
焦国标：这种韧性的抗争、而且是非常和平非常克制的这种抗争我觉得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等于说是（中共）暴政遭遇了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敌人，而且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这种抗争实际上激励了中国社会其它被伤害的阶层的抗争活动，因此它的意义非常巨大。
海涛：近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发布了“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而据中国媒体的报导，中国继7月1日施行器官移植暂行规定之后，又将于8月1日施行尸体出入境和处理的管理规定。您认为中共紧锣密鼓的出台此类法律是出于何种考虑？
焦国标：尸体管理的规定我还没有看到文件，如果里面也有关于（尸体）捐献器官的规定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对法轮功关于苏家屯活摘器官事件的抗议的一种对应。至于对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活摘器官的报告的回应，我在新浪网看到的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公使发言人的声明，我觉得是他那种腔调很糟糕，是一种非常反动的腔调。用词和表达方式非常的野蛮、愚昧，不是一个科学的表达，完全是一种很愚昧的、很野蛮的、很意气用事的表达。我觉得整个的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露出了野蛮的本相，他们想做一个文明人都做不成，他们不会，不知道怎么去做。
海涛：7.20还会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开庭。相对于国内的这些维权律师比如高智晟、陈光诚、郑恩宠等人，他们由于替老百姓维权而遭报复迫害，被软禁甚至判刑。而您目前至少还有些比如出国的自由，那么您会不会担心中共对您也会有进一步的迫害？或者您是否觉得中共有意在区别对待？
焦国标：一方面我觉得我和这些维权律师有区别，他们更多的是行动主义者，用肢体用行动去表达，而我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言论的表达，用语言表达，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侧重不同吧。另一方面也许他们（中共）也是有意想做个区别。
海涛：是不是他们觉得您可能还没有触到（他们的）政治底线？
焦国标：也许是这样。但我觉得我没有触到他们的政治底线不是说我就怕触到，而是我目前对中国政府和中共的这样一种认识和判断可能还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吧。
海涛：去年法轮功受迫害6周年的时候您曾写文章提到中共与法轮功甚至可以坐下来谈判，您认为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焦国标：任何事情都包含可能性，尤其象（法轮功）这么大的问题，牵涉到这么多人。只是这种谈需要强势的一方放下身段，比如从政府层面讲要有诚意的真心想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种解决对在任的国家领导人来说，也许他还没有足够大的权柄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还有历史上的包袱去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作为强势方，应该更有道德、更有伦理，而事实上在中国往往强势方不道德，反倒是弱势方更讲道德，有的是被迫的，有的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境界，比如说法轮功的抗争，作为弱势方的抗争，它的道德是主动选择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一方面。
海涛：提到强势和弱势，当初六四的时候学生争取民主，他们是弱势的一方，但强势的政府却要动用军队坦克镇压。您觉得中共连学生都不愿意去坐下来谈，跟法轮功会坐下来谈吗？
焦国标：这实际上是胡锦涛这一代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还要重复老一代的做法。我觉得他这一代需要突破的是，如果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都能坐到同一张桌子上谈问题，这是作为他们一代领导人要修炼的功课，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对中国政治文明是个很了不起的进步。也许他们现在真愿意坐到一张桌子谈，但他们在现有的权力架构下，也许做起来还比较困难，其意志能不能实现。比如纪念胡耀邦的问题上，对待赵紫阳的问题上，胡锦涛的个人意志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海涛：可能您认为胡锦涛他只是这个体制内的一个极权领导，还受到这个体制的限制。您两年前发表的“讨伐中宣部”，在海内外引起轰动，被看作是向中共体制宣战的战斗檄文。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中共在新闻自由方面不仅没有开放之意，反而日趋严厉，不断打压敢言媒体，最近还立法管制突发事件的报导。而且近日又有报导称中共已内定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进十七大政治局常委，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是不可能对中宣部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的？
焦国标：其实我觉得改变还是有所发生的，中宣部它现在更趋于象一个技术机关，而不是一个过去那种吓人的机关。现在的管理更多的（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管理，并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那种很高压的、炙手可热的，而且是不能碰不能招惹的。从这个层面上讲它实际上已经在改变，象对突发事件处理法，从它的表现上看来是一种很大的倒退，用立法的形式限制新闻自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最起码它用经济手段，而不再用意识形态的手段来对待意识形态问题，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包含着一种进步或者改变吧。目前中宣部对媒体的管制逐步趋于政治和技术层面，而不是意识形态层面，这也是一种改变吧。
海涛：您是说他们在手段和方法上是有改变的，但实际上它这种控制媒体的目的始终是没有变的。而且对敢言媒体的打压也是他们一直在做的。
焦国标：是这样。就是在方法上它现在趋于停留在技术层面，不象以前那样，媒体一犯错好象就成了天大的罪了。
海涛：那您目前在个人人身自由和安全方面，有没有受到进一步威胁或者迫害的可能？
焦国标：我觉得我现在发声是没有问题的。它（中共）对我的一些人身的伤害和个人自由的一些限制，都不会成为我害怕的因素。这几年走过来，人都练出来了。我的一些承担，对我来讲都没有问题，都是小菜一碟。
海涛：象您这样敢言的知识分子已经是有国际影响力的。那您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良知和道德责任感方面，目前的一个整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焦国标：我觉得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敢言的历史，一直到89（天安门屠杀事件）以前，那些经历过“反右”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倒苦水”。89以后，整个国家、民族因为遭遇这样一个大祸，他们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表达的欲望和冲动了。而年轻一代的以前没有经历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第一次遭遇这么大的一件事，可以说基本处于被（政府的残暴）吓蒙的状态。加上89以后这个社会、国家政策对知识精英在经济上的这种倾斜，这样导致他们一方面恐惧，一方面也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整体呈现出来是一种犬儒的状态，一种明哲保身的状态。我觉得目前是这样一种局面。
海涛：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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