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台北101大楼。（图片来源：Pixabay）
自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满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大时代下由英国起始的工业革命浪潮先后袭卷全球，不仅是武器，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起了巨大变化；回顾这段人类历史，时代的巨轮并没有因为人世的沧桑而停止转动，其国际情势的诡谲、复杂多变，中国国内各方势力割据、兵马倥偬……1949年中共窃取中国大陆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竟有6033万人，远超过对日抗战和内战的死亡人数3800万人，亦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总合。然而，悲欢离合从不由人，纵然血泪斑斑，但那仍是一段值得细细回眸、深思体会的历史。
台湾立法院举行“反渗透、反统战、反共谍”记者会。（图片来源：中央社）
反共先驱 早于半个世纪的洞见
从一国两制香港梦碎、封控致死的荒诞残暴，到目前台湾宝岛所遭受的文攻武吓，从而全球结盟兴起的反共态势，也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而已。在此之前，这不是主流；大家一同编织发财美梦才是王道，撒旦红魔的渗透就在这看似繁华、欣欣向荣之际，在欲望和贪念的驱使下悄然在全球蔓延。
然而，有一位智者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如此写下远超过当代的真知灼见：
1952年智者在证道词中写道：“世人往往因为失望、悲观、苟安、自私，就丧失了他当初对上帝的信仰，致使恶魔猖獗，正义渐泯，坐视‘反神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蔓延全球，以致人类相互间，只有欺诈、恐怖、暴力与残杀的存在！”同年，他强调说：“决不能如今日朱毛奸匪那样借‘土地国有’的名义，对国家所赋予人民的土地为所欲为，以便其奸党伪组织将全国土地完全收集起来，归于他一个‘专政’魔王毛匪的掌握，完成国中唯一‘大私有主义’的大地主。”
1956年出版《苏俄在中国》一书，并写道：“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书中也详实记录了考察苏俄后的心得：“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1962，他忠告：“撒旦一旦从狱中被释放出来，力量可能非常强大。撒旦的化身共产主义不仅与上帝作战，而且有意耍弄上帝。”
1966年9月28日，智者宴请教师时公开宣讲：“（共产党）疯狂的驱使中学、小学学生，充当‘红卫兵’，来断送我们的历史，破坏我们的文化，毁灭我们的伦理道德，使之根本不成其为一个中国人的可耻可痛的禽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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