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假抗日，却用恐怖杀戮的暴力扩张盘据势力范围。
在抗战时，当共产党假作与政府完全合作而保证忠实于政府时，这类事竟继续不断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他们更发出大量宣传品，告诉美国及欧洲，夸言他们抗日的英雄行为，及解放中国免于侵略的决心，并声称为中国人民幸福作深远计划。
一天，我在陈鲁集一个我所辖的教区里悲伤地完成早课，因为主持这教区的神父已经被共产党逮去了。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什么罪？”我问。“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划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着农装，双手背捆着，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着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着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尺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着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着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地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著有新花样搞出来。
我惊奇地看着共党士兵们动手。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着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苦看着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诅咒着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着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情的计划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
第二次的钟声结束了行刑，那时正是十点钟。杀头共用了十分钟，全部时间不及半小时，包括十三个人被砍头，小孩被驱回学校，死者家属将死尸抬走，和人群的消散。共产主义是最有“效率”的！
贺龙（右）。
周恩来（图右）引荐贺龙（图左）入党，到贺龙去世，两人有着长达42年的交往。（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一天下午，当我在同一村内走过一条巷子时，一些孩子向我跑来。“快来，神父！”我立刻随他们跑去。大道上看到有四路大马车驰向贺龙的司令部去。那些都是乡下土制的大军，没有弹簧，有两个铁架木轮子。我走向一个士兵，他正在鞭着一头驴子架上车辕，尖叫哭声乱成一团，许多村民，共产党士兵和傀儡们团团围住，看不清是什么事发生。不一会，车子都准备好了，人们纷纷闪开让兵士们走进驱车。这时我看到每个车里都有一个人双手和双脚被钉在车板上，共党车夫挥鞭高声叱驴，于是这车列向前开动。路上粗糙的石头凸凹不平，颠簸得车里人难以忍受。驴子跑得越快，车震动得越凶，车里人的痛苦越剧烈。而共党驱车者竟以疯狂的速度横穿过村子几次，再跑到更粗糙的路面，驰向贺龙总部。在那里，车里的人如还没死，便被解下车来。他们惊心动魄的号叫声震动全村。一直震达我的心弦。
每次我看到这种野蛮的行为时，我内心中便引起个人的行动意识，最少想作一点抗议的表示。但我无能为力。我必须记住我所选择的作法，祈求上帝的协助。我也必须记住自己的反共计划，随时随地追踪着共党，作一个暗地里的观察者。我正确地记录着每一件我看到和听到的事，不断地研究我的记录以求发现共产党计划及行动的要领。我研究愈深，愈看清他们正在已控制的地区实行恐怖政策，同时发动一个更大的目标──征服全中国。
他们有一种刑讯的方法，表示出他们厌恶国民政府的心情。他们捉到亲政府的忠贞爱国分子，将双手捆起，高高吊在树上，集合一堆人在下面嘲弄着说：“现在你看到你的政府朋友来救你吗？”假如他说看到，一个共产党就砍断树枝，把人跌死在地上。假如他说没有看到，共产党便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并辱骂政府。最后还是在汉奸罪名下被跌死为止。在战时，当共产党作假与政府完全合作而保证忠实于政府时，这类事竟继续不断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他们更发出大量宣传品，告诉美国及欧洲，夸言他们抗日的英雄行为，及解放中国免于侵略的决心，并声称为中国人民幸福作深远计划。
时间越久，恐怖越增加，杀人都不够刺激了。共产党又增加了许多暴刑，制定各种刑罚，并划分等级，令刽子手学习执行。有时他们强迫一个人吞食大量食盐，不给一点水喝，直到渴死为止。有时疲劳审问一个犯人，昼夜不断地审讯，直到犯人精疲力竭，死去为止。
他们有一种致人速死的方法。被判决的人从家中被拖到共产党总部。一群共产党把他推进一间房子里。“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良心”，一个人说着向另外一个人点头示意，另一个人立刻走向前来将犯人上衣撕下，用利刃把心挖出。
有时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型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在冬天，共党在水冻的河上打两个洞，把犯人从一个洞里抛下，从另一个洞口拖出，看着他挣扎喘息的样子加以嘲弄。当犯人被推下洞口后，共产党在第二个洞口叫道：“从这边出来！”当那人挣扎着到第二个洞口才爬出来时，又被共党推进洞里。那人再游向另一洞口，希望共党能大发仁慈使他从那里爬出。但又被推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订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又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
此外，共产党还发明许多残酷的暴刑。一种是“北平快车”。用绳子在犯人双足的踝骨打上活结，把绳子另端拴在驴或马的尾巴上，鞭策驱驰。把犯人活生生拖死。另一种是“坐飞机”刑法，是把犯人的足趾和拇指系在树干上。当犯人受“降落伞”刑惩时，先缚紧放在布袋里，抬到塔顶或树尖上，然后从上面抛下。
如果共产党想戏弄一个犯人，只想让他受重伤而不让他致死以便再施用其他酷刑时，还有一种“猴爬旗竿”的恶作剧。把犯人衣服剥光，迫使沿着钉满尖针的竿子向上爬去。在向上爬时也许不会碰伤，但在被迫迅速滑下时也许会弄得皮开肉绽。
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责任编辑:傅龙山 来源:《内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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