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煤炭企業的井下工人而言，安全生產跟生命的含義幾乎沒有什麼區別。6月20日，雞西煤礦發生瓦斯事故，死亡115人，安全再次成為討論的重點。然而記者深入的調查發現，對真正的煤礦工人而言，生存壓力更重於安全，他們再三論證的結論，明顯地存在一個悖論－－「煤礦生產必須違章，不違章沒法生產」。「6．20事故」中遇難的礦業集團總經理趙文林，是煤礦系統乃至雞西地區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雖然他想解決的問題只是「開出工資(給礦工)」。對礦工們來說，生命的意義已經在煤礦生產不景氣的現實面前被擠壓到了最底線的層面。安全，至少目前對他們而言，顯得有些奢侈
四塊石頭夾塊肉
雞西市的東邊和東南邊與俄羅斯接壤，這座山中的城市距哈爾濱480公里，最快速的沃爾沃大巴也需要6個多小時車程。礦業集團總公司宣傳部副部長劉維久介紹說:「煤炭在雞西地方經濟的比重達到40%，而在人口比例中，礦務局的人佔了近一半。」
雞西礦業集團總公司大樓坐落在雞冠區最繁華的中心大街最南端山包上，礦業集團現存的10大礦分成南北兩個區域，共有職工家屬46萬人。發生「6．20礦難」的城子河礦位於北區，距市區最近，只有7公里。
6月27日下午4點，城子河礦大門前只停著幾輛摩托車出租，停產的礦區顯得有些冷清，電話裡調度室的同志冷冰冰拒絕了記者進入的請求。
4點半後，剛剛升井的工人開始陸陸續續走出來。「這幾天我們都是正常下井，主要是清理巷道和事故現場。」「爆炸那天我離爆炸地點有1000多米，當時就像後面有人用力推了一把，咕咚一下就趴那了。」王裡萬(化名)今年38歲，已經在井下干了23年，大小事故經歷了無數，「當時真沒害怕，站起來時，焦黃的煙可勁冒，聽到剛從那邊檢查完回來的礦工程師喊『快跑啊』，我們幾個才趕緊往外跑，想來後怕呀。」
「都是一塊下坑的，我們升井他們卻上不來了。」張子華(化名)說話時候顯得非常傷感，「爆炸發生在上午9:45，中午12點救護隊進去，五六個人抬一個，腿直打哆嗦。這兩天搶險的人都帶著酒精、消毒水，下去都要發口罩和手套，昨晚(6月26日)又搬出來兩具屍體，據說今天還能上來幾具。」張子華從出事之後「天天喝酒」，他的解釋是:「活著上來了，慶賀一下吧。今兒哥幾個在一塊喝酒，明天沒準就上不來了。」
說起井下工作，礦上的每一個人都用了「四塊石頭夾塊肉」來形容，在他們的認識裡，拉個口子破塊皮根本就不叫受傷。礦工家屬都有同樣的認識，「礦上一說出事，準定就是大事」，所以井下的礦工都有個習慣，就是一升井立刻往家趕，即便有點什麼事也要給家裡捎個信兒，於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往往就是家和井的兩點一線。礦工們一般是8小時3班倒，白班早上8點下坑，下午4點上來。「但真正每個班的時間都得超過10小時，基本上是早上6:30出家門，下午6點多才能回去。」
在採訪的幾天裡，記者走訪了三個礦，但對礦工們夾雜了許多術語的描述始終沒有真切感覺。6月29日下午，記者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一個下井的機會。二道河子礦是南礦區的一個大礦，距離雞西市區大約16公里，出於安全考慮，礦領導安排了「最近、最舒服」的一段行程。
在領導和外來人員專用的更衣室，記者開始做下井前的準備，「線衣、線褲必須穿在裡面，因為巷道裡風很大。」與線衣褲的破舊程度相當，外面的藍布工作服也已經洗得發白，並且肩部和前襟都有幾處磨破，在穿高腰水靴前還要包上裹腳布，其實只是一塊洗不出來的發黑的普通白布。戴上安全帽後記者下樓找到陪同下井的礦安檢科長宋來光和回收區書記姜法書，他們今天已經是第二次下井，工作服佈滿煤塵，並且都有大塊的補丁，姜法書介紹說:「工作服原來是一年一身，但這幾年錢緊張一直都沒有再發。」
礦區門口就像一個禮堂，七八根原木支在那裡，進門的二樓是工人的澡堂。向左拐，甬道兩邊各一個大屋，裡面排滿了高大的木架子，從右邊的小窗口領出礦燈，左邊領的是自救氧氣罐，鹼蓄電池和自救罐加起來將近10斤，用一根綠色的帆布帶子繫在腰間。宋來光又走到前面一個窗口領了個煙盒大小的「便攜」，這是每個工作隊配備一隻的瓦斯檢測儀。
工人下井和升井都要簽到蓋戳，無論工人和幹部下井不到4小時就不算下井，而每下一次井工人可以掙到3元錢，幹部能拿到1.5元。下井的罐並不是全封閉的，它由鐵板構成，進出口是可以橫推的鐵柵欄門。6月29日，二道河子礦已通過驗收正式開工，下午5點，記者準備下井時正趕上工人交接，在咣啷啷的聲音伴隨下升井的罐到了地面，匆匆走出來的一群人滿身油黑，臉上只剩下眼珠中的一點白色。
記者要去的回收區在地下300米，這是「2水平」的工作面，這裡沒有大的採掘，只有對煤柱的回採，真正的作業面在地下600多米的3水平。罐一開始下降，四周便陷入了一團漆黑，只有頭頂的礦燈發著微弱的黃光，能感覺到鼻子裡有煤塵的刺激。
用工人們的說法，到工作面的路程分為「北京、哈爾濱、雞西三段」，在主巷道(又稱大巷)有照明的日光燈，上面灌下來的風很大，底下除了縱橫的鐵軌外，基本顯得寬闊、平坦，大約走了12分鐘，進入了「哈爾濱」的路段，地面坑坑窪窪，不時有水坑需要跨過，照明的燈光也沒有了，頭頂的岩層有多處脫落留下的痕跡。又走了6分多鐘，向右轉入了一個只容一人通過的巷道，這應該就叫「雞西段」了，兩邊的木頭支撐著礦頂，多條管道也向裡面延伸，左上方一根半米直徑的黑橡膠管是專門送風的。腳下是岩渣的上坡道，不時就要彎腰鑽行。將近10分鐘，前面已經直不起身子，潮氣和汗液把身上的衣服都濕透了，兩邊的煤層清晰可見。宋來光介紹說:「每個採掘區要留下一段煤柱，兩邊就叫梆，作業工人要求敲梆問頂，因為冒頂、片梆是經常發生的事情。」2水平的煤層只有1.2米，在「掌子頭」(工作面的最前沿)，幾名剛接班的工人正在工作，這裡只能蹲著，姜法書說:「我們工人在這個工作面上都是趴著干的。」
記者到的畢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作面，一些感覺也還難以體會。據工人們介紹，工作面的溫度通常達到28度甚至最高到了38度，不能常洗也洗不起的衣服黏糊糊地粘在身上，「不穿作業服屬於違章，但大夥都是光著腚干」。加上煤塵和噪音，一幹完活，工人在井下一分鐘都不願意多呆。
平崗礦的掘進工孫修章把井下工作說成「吃陽間飯，干陰間活」，這種比喻恐怕考慮更多的還是安全沒有保證。二道河子礦黨委書記車永年介紹說:「我們全礦現在有400多個工亡家屬，煤礦大多2個月左右就有一個傷亡，有一年我們只死了一個是最好的一年。」在城子河礦工作了22年的張子華的總結是:「片梆、冒頂事故沒少出，每年都有死亡事故，一年一個不死就不正常了，煤礦就是死人的行業。」
拉著飢荒生活
城子河礦的每個接受採訪的工人都要求隱去姓名，他們的理由是人們很容易就可以想見的，然而丈夫在這次事故中身亡的蕭樂清(化名)提出的理由卻令人吃驚:「別用我們的名字，這讓我們太自卑了，這都什麼時代了，我們還過這樣的生活。」
蕭樂清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她這些年一直在外面打工，1990年結婚時，丈夫一個月開90元錢，那時候一睜眼想的就是結婚欠的賬怎麼還。孩子出生後，自己機件廠的工作也辭去了，丈夫總也不開支，壓資壓得太嚴重，一個月的工資得分好幾個月花。她心裏一直存著一個歉疚的疙瘩:「孩子才幾歲時候，想吃一袋3毛錢的方便麵都買不起，在外面打了孩子，回來我抱著孩子哭。」蕭樂清開始做服裝生意，也在雞西市裡打工，但一天12個小時的付出換回來的是每個月不到200元的收入。2000年，她去了大連，每個月省下的幾百元比起礦上的大多數家庭來已經是相當優越的了。但每年燒煤700來元錢，孩子上學的千把元錢，再加上各樣的隨禮讓她的家庭還是「存不上錢，結婚前買的什麼就是什麼，再添東西就不可能了」。
記者走訪的三個礦的諸多家庭面貌非常近似，包括蕭樂清家在內，都住在帶個院子的農家平房中，院子裡種了幾樣蔬菜，屋裡1/3的位置盤著大炕，其他的擺設只有一個大櫃、一張木頭桌子和幾把簡易的凳子，家用電器都是20英吋的彩電和一臺雙卡的錄音機，並且他們還都承認，「比我們難的多的是呢」。
礦業集團的各個礦之間雖然不盡相同，但欠資的情況差別也並不大。從90年代中期開始，拖欠工資最多的在30個月以上，而在經營最不好的1998年，全年只開了兩個月的工資。礦區流傳的一個謎語這樣說:「礦務局長工資，打一家用電器，謎底是空調。」宋來光回憶說:「80年代後期開始這十多年，就沒長過工資，也沒再進來一個大學生，不僅技術人員嚴重不足，30歲以下在井下干的都沒多少。」
礦業集團現行的是「漏工資」制度，各礦全額承包，工資完全和產量、經營掛鉤。城子河礦的效益僅次於杏花和正陽，截至2002年6月事故前，半年也僅開了兩個月工資，幾位二十多年工齡的井下輔助工最多的一個月拿了400元，一位工齡31年的地面輔助工一共拿到了不足700元。位列倒數的平崗礦，17歲入礦、今年47歲的工會主席李國林上個月只開了296元，而該礦的翻砂工李賓扣除各項費用後半年來只拿到了6元2角8分錢，在十大礦中排名第四的二道河子礦採煤工郭升明一天不落的下井，上月開了800多元，而在開資前一天，身高1.6米的瘦弱的他與比他更弱小的妻子一起做了個檢查，查出他的膽囊炎和妻子的淺表性胃炎，僅檢查就花去了他們200多元。弱小的妻子每月都有精打細算的賬目，「他在山東平度的孤身老母親每月要寄去80元，12歲上4年級的兒子一學期交500多元，三口人一月的吃喝將近500元，再除去水電費就不能想別的了」。在她的算計中，一直也沒有提到自己和丈夫吃藥所應該投入的費用。走到他們院子裡來的幾位工人都不無羨慕地說:「他們家過得算不錯的了。」
以礦區的家庭結構而言，男人下礦掙錢，「老娘兒們絕大多數都不工作，只在家伺候掌櫃的」。但男人們的工作並沒有拿回養家餬口的生活，家家戶戶都有借錢的經歷，「錢都得跟親屬借，旁的也借不出來」。男人們該想的主意也都想了，包括冒更大的危險到私人礦下小井，扛著板鍬在外面賣苦力，但沒有更多技能的他們並沒有被外面的社會接納。孫修章是晃著膀子走進他弟弟家院子的，滿身酒氣的他說話很沖，他今年36歲，「1986年掛號(下井)以來一直干掘進」。2001年他曾經到青島做過買賣，但礦上強調回礦否則後果自負時他還是回來了。「我十多年工齡丟了值不當，那樣的話啥也沒有了，就跟盲流一樣。」對大早起媳婦起來給做飯，晚上回來又端出熱飯菜，自己卻總也拿不回工資的現實，他也和其他男人一樣感到悲哀。在下井的時候，他們考慮最多的似乎並不是安全規章，而是怎麼幹出更多的活，掙到更多養家的錢。他們普遍的做法是用布把掘進探頭上測瓦斯的儀器捂上，「那是風電連鎖，探頭一般達到0.5就響，達到1就自動斷電，一斷電完不成掘進進尺怎麼辦？」
最令礦上的男人感到尷尬的還遠不止這些，礦上一種普遍認識就是男人出門不好找活，女人出去容易找到活。一部分女人離婚外嫁了，更多出去的女人並沒有舍家棄子，但她們在外面從事的也並不都是正當的職業。一個礦的一棟家屬樓，平時根本看不到年輕女人，照某位礦長的話說:「我們這地方就是笑貧不笑娼。」
吃飯就是硬道理
「6．20事故」中遇難的礦業集團總經理趙文林不僅在系統內部得到廣泛認可，就連出租司機在內的社會人士也對他交口稱讚。一名小企業老闆用「百里長街送文林」來形容當時的情景，宣傳部副部長劉維久介紹說:「趙局長的屍體停了一天半，這段時間裏，排成兩隊瞻仰的隊伍就沒斷過，少說也不下5萬人。」
趙文林2000年調任雞西礦業集團總經理，2001年整個集團第一次按月發放了全年的工資，工人們的話說得很誠懇:「煤礦工人要求最低，只要開得出工資就是好領導。」
集團副總經理姜明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更大損失，照初步估計，本次礦難的直接損失是1000萬元左右，恢復需要2000萬元，但更大的損失應該來自停產整頓。「城子河一天產煤3500噸，按每噸120元計算，一天損失42萬元;全局每天產23000噸煤，一天損失就是350萬元，如果停產30天，損失就是一個多億。」這對目前仍虧損15億的礦業集團無疑又是雪上加霜的負擔。
雞西煤礦從偽滿時期就開始了大規模開發，解放後，它曾經有力支持了東北重工業基地的建設。1991年，它的13座煤礦以2000萬噸的年產量排在全國十大煤礦之列，然而從1993年始，礦務局走上了下坡路，到1998年進入最低谷，年產只有521萬噸，虧損達十多億。姜明分析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那時「有水快流」的產業政策，「小坑口遍地開花，大礦要求一定的回採率，投入大量的科學設施，成本自然高。而小礦做淺表的破壞性開採，成本底，價格放開後，它們優勢要大的多」。
雞西煤礦一噸煤的製造成本是104元，加工後達到120元甚至更高，比全國典型的地質富存礦神華煤礦高出一倍多。在市場放開的形勢下，雞西煤炭不僅很難打到外地市場，連自己的市場也被瓜分，大連到大同與到雞西的距離幾乎是一樣的，但由於大同的煤質好，大連的市場一直是大同煤炭的天下。牡丹江距雞西只有250公里，而在幾年前，「大同的煤都干到牡丹江了」。
就煤炭行業而言，產大於銷的現實依舊存在，國家每年給煤炭業一定的虧損補貼，到雞西礦務局的補貼是每年2.1億元。而多年來，只有2001年在這一虧損點上達到了平衡。煤炭業也存在國有大企業共同的人員臃腫、管理粗放、浪費嚴重等諸多弊端，但更多的人們似乎並不認為這是造成衰落的根本原因。二道河子礦黨委書記車永年用「欲哭無淚」來表達自己的心情，他在說話的時候聲音有點失控，顯得非常激動:「前些年，一些大集團的總經理在年前都會親自帶人來請我們給他們批幾千噸煤，可現在呢，我們局長去見人家，人家一個小處長就愛搭不理地給我們打發了。我們現在是無人理睬，無人問津啊！礦務局的局級幹部一個月開不到600元，而地方的處級幹部就能拿到1600元，社會的二次分配不公對煤炭工人是最大的傷害。」
劉維久認為，國家產業政策使煤炭的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這是「犧牲煤炭利益，把價值轉入了其他行業」。
（ 三聯生活週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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