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統，曾經是北京文化中的一大特色，這大概和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定都北京不無關係。但從離我們還不算太遠的「文革時代」，再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土匪黨定都北京那時起，血統就把古色古香的老北京文化濺上了腥紅色。
九四九年後，北京有著兩大主流血統：一是「土著血統」，帶有這樣血統的人被稱為「老北京」，其父母或祖父母輩世居北京，他們散落在北京的胡同和大雜院中，一口字正腔園的「京片子」，講究著從「大清帝國」遺留下來的「老禮數」，延續著他們走街串巷的「平民生涯」；還有就是「紅色貴族血統」，帶有這樣血統的人在北京一般統稱為「幹部子弟」。然而，「幹部子弟」內部的認同與一般老百姓還不一樣。幹部的孩子不等於「幹部子弟」，你的父母應是行政十三級以上，或有「廳局級」以上的待遇（部隊應為師級），才能夠算「幹部子弟」，稱得上「紅色貴族」或「紅八旗」。
「紅色貴族」的父母們大都是跟著毛澤東進京的所謂「老幹部」，屬於「打江山」的一代。他們操著外地口音，或蹩腳的普通話，按照中共國重新編排的「戶籍制度」成為「北京人」，他們的子女自然就生長在北京這塊土地上了。儘管，「老幹部」們大都社會底層渣滓出身，有的乾脆原本就是地痞流氓土匪，但他們的子女確造就出了北京
特有的「紅色貴族文化」，他們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表現出不同於一般老百姓的「優越感」。
「大院文化」孕育了野性的「紅色貴族」
「紅色貴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北京的「大院文化」。在北京，黨、政、軍各部門林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這些部門大都在北京「皇城」外圍（個別機關在城內）「圈」得一塊地，蓋起了笨拙的蘇式低層樓房，加上高高的圍牆和氣派的大門，再有森嚴的門衛，老百姓是肯定不得其門而入的。「大院」的裡面則是一個「小社會」，工作區、家屬區、娛樂體育場所等一應俱全。
北京西郊大部分是軍隊「大院」，有「空軍大院」、「海軍大院」、「總後大院」等軍事單位。北京的三里河，還有和平裡一帶則是國務院各部委聚集的地方。佔據北京最好地理位置的「大院」當屬位於景山後面的總參「地安門大院」和沙灘後街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大院」，以及位於府右街南口的統戰部「大院」。在這些大院」裡面，屬於幹部子弟的紅色孽種雲集。
生長在這些「大院」圍牆後面的「紅色貴族」們，至今依然對「大院」有一種戀戀不捨的感情。「紅色貴族」們的孩提時代基本在「大院」裡渡過，在他們的眼中，「大院」帶有母性色彩，搖籃搬地呵護著他們，寬容地近乎縱容，在「大院」裡可以任意張揚出他們的野性。姜文導演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根據王朔的小說『動物凶猛』改編），通過對一群軍隊大院裡的孩子們心理活動的描寫反應出了這種「大院文化」：「紅色貴族」血統給了「大院」裡孩子們優越感，優越感使他們敢於撒野，撒野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與眾不同就在於他們是成長在「大院」裡的「正宗的」革命（土匪）接班人。「紅色貴族」們把這種感覺，全都帶進了北京文化。
封建「血統論」乃「紅色貴族文化」至惡
曾經登峰造極的「血統論」是「紅色貴族文化」裡最令人痛恨的一部分。文革初期，北京的「紅色貴族」們喊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在他們的語言中充斥了對一般「平民」子弟的蔑視，像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而對於出身所謂「黑五類」家庭的孩子，乾脆就直呼其為「狗崽子」。
「血統論」表現出了「紅色貴族」們獸性的一面。凡是不屬於「紅色血統」的人，在「紅色貴族」面前完全失去了自尊，任由「紅色貴族」們欺壓，稍做反抗就有可能遭來滅頂之災。文革中的「血統論」使「紅色貴族」們與一般北京老百姓格格不入，甚至尖銳對立。然而，報應也來的甚快，當毛澤東把文革的矛頭指向他們的老子時，「紅色貴族」們立刻遭到「平民」子弟的猛烈反擊，許多「紅色貴族」如同「喪家犬」般地遭到追打圍毆，但他們基本上得不到老百姓的同情。文革結束後，一些「紅色貴族」著書立說，描述他們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難」，試圖為「紅色貴族」增加一些崇高，但或許他們應該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讓人們看到那時的「紅色貴族文化」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悲劇，這樣反而會贏得人們的幾分憐憫。因為，悲劇裡面的醜惡東西最能印證出什麼是美好的。
自命精英乃「紅色貴族文化」最邪
「紅色貴族」們的精英意識並不是源自於他們所受的教育高低，而是來自於他們所進的中學。文革前的北京中學等級分明，學校的名氣和有多少「紅色貴族」成正比。文革前，「紅色貴族」們大體集中在北京海淀區和內城二區的幾所中學裡面。海淀區有：北京一零一中學，北大附中，清華附中，八一中學，育英中學，「十、一」學校等。內城二區有：景山學校，北京男四中，北京男六中，北京男八中，北
京女一中，北京師大女附中等。這裡面名氣更大一點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學，北京男四中，八一中學和景山學校。現今中國部級以上官員來自北京一零一中和北京男四中的人不少；八一中學集中了軍隊幹部子弟；景山學校是北京乃至全國唯一一所由中宣部直接領導的學校，中央直屬機關的許多幹部子弟就讀這所學校。
由於「紅色貴族」相對集中，這些中學裡面的學生對政治的關心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共國政壇風雲變化無常，在老師們乃至校長還一頭霧水時，學生們已經準確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變動和中央領導的各種講話，他們根本不把老師放在眼裡，我行我素，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以精英自居。現在看來，那時「紅色貴族」們的政治見解也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並無什麼獨到和高超的地方。然而，從他們發表的「宣言」，傳單和「大字報」中，你仍能看到這些不滿十八歲的孽種們頤氣指使、舍我其誰的「霸氣」。這種「霸氣」裡面唯一可愛之處就是體現了「紅色貴族」們的「無所畏懼」。文革期間，當他們的父母們被「打翻在地」時，他們敢於反抗，矛頭直指當時紅得發紫的「中央文革」。
邪惡的「紅色貴族文化」終將清算
隨著時間的推移，「紅色貴族」們的少年血性已經不在。成年後的他們，大部分變得平淡且能豁達地看待周圍世界的變化，然而他們那血統論延續的邪惡「精英意識」已經滲透到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現在的中共國有一句流行語叫：「北京人什麼都敢說！」，這表示，除了北京是全共產國的政治中心外，還說明瞭北京人代表著中國特色政治，北京文化骨髓裡滲透、沉澱著「紅色貴族」們固有的匪霸意識。
在「紅色貴族」們曾經就讀過的中學裡面，老一代教師仍不能忘掉他們曾經有過的複雜感受，隨時都會有意無意但又提心吊膽地告訴現在的學生們，「紅色貴族」給學校、給社會、給他自己帶來的種種辛酸和磨難。
大江東去，時代的巨變已經使「紅色貴族文化」黯然褪色，但它打在北京文化上的紅色印記仍然依稀可見，中共國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首先就要清算共產土匪深置北京、遍及全國的法西斯土匪變種的「紅色貴族文化」邪惡。
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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