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鋒舉例,中國對外宣布南京市只有一名SARS病例,但南京一家法國公司兩名職員回法後卻證實染上SARS,而使公司撤回了七十多名法籍職員;同時南京市在五月一日名列生意最差城市的第三名,僅次於北京、太原,使人懷疑南京真的只有一名病例。
凌鋒認為,SARS問題將激化十六大後高層的權力鬥爭,例如江澤民已在上海另立中央,和北京的胡錦濤政權對峙,形成「兩個司令部」。
他說,江系人馬對SARS按兵不動,氣氛詭異,新領導人也力不從心,地方政府繼續隱瞞疫情。「由於中共威信的喪失,出現了搶購風潮、逃亡潮和抗爭行動,而且這股疫情正向農村擴散中」。
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凌鋒認為,中國經濟受衝擊較小,主因在於中國的服務業比重較小,國有企業仍佔優勢,抗災力比較強,因為在疫情蔓延時,醫療機械、用品、醫藥及汽車業、電訊業還得以發展,減低對整體經濟的影響,股市沒有暴跌也是這個原因。
凌鋒引述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的談話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依賴外界的投資而非改革,因此如果中國處理不好這件事,後果會非常嚴重。中國經濟發展的命運,乃至中國的前途,最終還是掌握在中共自己及被中共控制的人民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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