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不能讓感性壓倒理性：
自由派知識份子對顧准、李慎之的熱烈推崇，從一個角度是可以想像的，那就是年輕一代為老一輩共產黨文化人的悲慘遭遇而悲憤；被他們在黑暗中不懈求索的精神而感動。尤其是顧准的經歷更令人嘆息：他在被打成右派最艱難的時期，妻子離婚，子女都不再認父親，直到去世都沒能和他一直思念的孩子們見上一面。沒有誰讀了顧准的故事會不被感動，但是，顧准的遭遇並不特別，那些比顧准級別更高的共產黨人的經歷甚至更加悲慘。
記得七十年代末讀劉少奇、陶鑄、彭德懷等中共高官的親屬寫的追憶他們慘遭迫害的文章，每每讀到淚流滿面。他們都是有血有肉有親情的人，都遭到慘不忍睹的迫害。共產黨高官的命運一個比一個悲慘，甚至比普通老百姓更慘。鄧小平本人照樣幾度遭整肅，兒子被迫跳樓自殺成癱瘓也夠悲慘。但今天我早已不再感性地看待這些悲劇，而是用理性追究其根源；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本人的悲慘遭遇就忘記了，正是這些共產黨人親手建造了那個後來置他們自己於死地的政權。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有屠殺自己的血！而且，更嚴重的是，他們不僅殘害、屠殺了自己，更殘殺了千百萬普通的中國人，毀掉了幾億人的青春、幾十年的生命！共產黨人是自己選擇了那個政權，付出了代價；可別人並沒選擇，卻也跟著付出巨大的代價。
雖然每個共產黨人對建立那個殘暴的政權所負的責任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常識是，在黨內官位越高，責任越大。我更要強調的是，他們各自在中國的悲慘經歷不能降低他們參與建造那個專制而應負的責任，同時更不能成為提高他們身價的一個原因。
同樣，如果由於同情顧准李慎之等共產黨人在鐵幕環境下探索的艱難，而對他們作品的要求降低，仍是感性壓倒理性的做法；因為無論艱難程度如何，都不能成為衡量思想、學術水準的標準。這就如同不能因為你出身貧苦、或者你是少數族裔，就往成績單上加分數一樣。中國人總是習慣自我縱向比較，從人的角度來說，能出顧准、李慎之就很了不起了，足以稱之為大思想家；從國家的角度來說，今天遠比二十年前好了，所以還得走漸進道路，還得靠李慎之等黨內文化人。如此這般思維方式的話，怎麼可能產生突破呢？那大家就一步一步往前挪吧。六四已經過去14年了，看我們大家還有多少個14年熬吧。
第二，不能用肯定自己的歷史，來肯定共產黨的歷史：
今天，沒有人去追究，也無法追究每一個具體共產黨人對建立那個專制制度應負多少責任。但我之所以一再強調老一輩共產黨文化人必須徹底否定自己早期參加共產黨的歷史，是因為他們以不否定自己早期歷史的行為，肯定了共產黨早期的歷史。這既不符合共產黨這個邪惡暴力政權的本質，也無視中共自成立初期就開始的整肅的殘暴歷史。
更為嚴重的是，在肯定當年左派知識份子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同時，就會認同共產黨早期是好的，後來異化了，才變壞了的說法。這種觀點今天的危害在於：既然曾經是好的，就有再變好的可能性。這就為今天的黨內漸進改革說法，提供了潛在的心裏暗示和呼應。而事實是，共產黨從本質上就是一個一定要獨裁的黨，全世界沒有一個共產黨可以改革，東歐的共產政權全是被人民推翻的，憑什麼中國共產黨就可以改革？它的理論根據、實踐經驗都在哪裡？
另外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據後來的幾篇回憶文章，李慎之本人在私下已經否定了他自己追隨共產黨的歷史，認為那是個錯誤。可不少自由派知識份子還在讚美老一輩文化人追隨共產黨的理想精神。人家自己都不引以為榮了，可你還在那歌頌。這種被理想精神感動而無視其帶來的惡果，又是可怕的感性壓倒理性，寬容大於是非。沒有什麼比感性壓倒理性、寬容壓倒是非的做法更給思想界和社會實踐帶來一團亂糟的了。
第三，公開講話的意義：
從多篇回憶李慎之的文章來看，他的朋友們所熱烈推崇的、他的比較有深度的想法，都是在私下和朋友交談、或書信交流時表達的。雖然我絲毫不懷疑這些私下談話的真實性，但對這種私下交流的意義和作用卻大打折扣。有人說李慎之們留在黨內的位置上，有在官方刊物上說話的可能，所以才起到特殊作用，因而人們需要更多的李慎之。這種說法是明顯違背事實的：因為第一，李慎之（們）的自由主義言論都是在離開官位以後；第二，這些言論也都沒有在官方刊物上發表，全是私下流傳或網路發表。
人們對李慎之的尊敬，主要是來自他親身經歷、切身說法的認識，而並不是因為他在官方刊物上發表了什麼別人沒法說出的話。既然同樣不能在官方刊物發表，李慎之為什麼不把自己最深刻的想法公開出來，而只是私下交流，這太令人遺憾了。我們今天推崇國內自由派知識份子，當然是首先是推崇他們敢於公開挑戰那個制度的勇氣和精神。今天在私下罵共產黨、評論共產體制有多大意義呢？中國13億老百姓中還有誰沒罵過共產黨呢（除了啞巴和兒童之外）？就連胡錦濤在家裡都得跟他太太罵江澤民的不放權吧。
第四，「皇帝穿著褲衩」的誤導：
中國知識界多年來一直有過高地抬舉黨內改革派的本能傾向。當年就過高吹捧開明皇帝胡耀邦、趙紫陽。89年以胡耀邦去世為引子，發起大規模民運當然可以理解，但由於知識界的盲目吹捧，胡、趙就幾乎真的成了有希望發動政治改革的領袖。而稍微對他們兩人的歷史做些瞭解，就可以看出，胡耀邦鎮壓新聞自由，趙紫陽排斥異己等都並不手軟；而且他們也沒有任何否定共產黨的言行。
這種對開明皇帝的過於好感（感激），又外延到對黨內有些反叛思想的文化人的過高評價，似乎他們就代表了中國知識界、思想界最高水準。我當然不是要一概否認開明皇帝和反叛的共產黨文化人，他們對社會變化自然起到獨特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用肯定這些黨內高官、知名文化人來肯定民主訴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應該的。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對開明皇帝和黨內高官文化人的過份吹捧，都在潛移默化地傳遞著、強化著只有靠黨內改革才能行得通的信號。今天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已經使文化人們又開始寄希望於胡錦濤，於是再度陷入共產黨那個只有靠它才能推動社會進步的圈套。
中國文化人對改革共產黨的一廂情願的幻想真是固執而堅定。而前蘇聯和東歐那些異議人士中有誰還再提什麼「共產黨前期是有理想主義精神的，只是後來異化了」、「早年共產主義的追隨者是值得肯定的」之類？他們所致力的，是徹底地否定共產黨，極盡全力地向人們傳遞共產黨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邪惡的政權，是完全不可改革的；追求自由的第一步是必須結束共產黨的統治。只有把「共產黨必須退出歷史舞臺」這種絲毫不妥協的、絲毫不懷疑的資訊深入民心、深入黨心、深入軍隊、深入到中共高層的每個人心裏，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們才可能迫於壓力，在大勢所趨下、在完全無可奈何之際交出權力，才可能有中國的雅魯澤爾斯基放下武器，才可能有中國的葉爾欽振臂一揮，揮掉幾十年的共產專制。人們必須清楚，只要外部沒有泰山壓頂般的氣勢，洪水決堤般的不可阻擋，獨裁者（尤其是共產獨裁者）絕對不會主動放棄權力。
相比之下，那些普通老百姓們來自「常識」的認識，往往比大知識份子們還深刻。比如，許多往美國之音打電話的普通人，對共產黨必須下臺的信念是遠比文化人們堅定的。再比如，當海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們」一致認為江澤民會全面退休、全面放權的時候，連小學都沒畢業、自己都承認沒有多少文化、涉嫌巨額走私的賴昌星卻非常清楚，公開指出，任何瞭解共產黨體制的人都明白，江澤民絕不會放權，共產黨人絕不會自動放棄權力。
而當李慎之等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要角們還在惆悵萬分、優柔寡斷、左顧右盼地疑惑共產黨體制的剛性、彈性，認為這個體制「是否可改變」是「天問」，討論共產體制垮臺會出現什麼「暴力革命」和「天下打亂」這類聳人聽聞的說法時，那唯一的可行的路就只能是共產黨繼續統治，穩定壓倒一切，慢慢地漸行漸進吧。且不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基本沒有宗教的世俗社會、文化程度普遍很高、經濟經過二十年發展達到相當水平、全民上下一致關注發財致富的現狀下，根本不存在出現大規模暴民動亂的可能（至於什麼太平天國式起義、伊朗霍梅尼式革命等說法更近乎夢囈），即使出現革命，也只能是一場推翻共產黨政權的革命，而這樣一場革命無論如何都比共產黨正在進行的暴力革命要好。
對那些還在夢想共產黨能進行政治改革的中國文化人們，中共社科院現任副院長李慎明最近的講話給了一個漂亮的棒喝：「中國決不搞西方的多黨制，決不搞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在中國，如果放棄共產黨的領導，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然是人民政權垮臺、社會全面倒退；就必然是山河破碎，生靈塗炭。」
請比較另一位前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的話：「這個體制究竟是剛性的，不可改變的？還是有彈性，可以漸進改變？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著一場革命來推翻，玉石俱焚，生靈塗炭，我們束手無策；倘若是後者，我們責無旁貸，還有苦心呼籲，爭取漸進改革的餘地。」
真是黨的社科院呵，一個是共產黨的支持者，一個是共產黨的挑戰者，其觀點，其用語竟如此相似。
我當然完全相信李慎之們希望共產黨早日垮臺的願望，但如果中國最先鋒的自由派人物還模模糊糊：皇帝或許還穿著一個褲衩吧？我們或許還可以給他套上件背心？再往後他就有套上全部西裝革履的可能性了。這樣一來，豈不是把那些本來已經看出皇帝光屁股的普通老百姓的視線都攪迷糊了嗎──看人家自由主義大師都說皇帝穿著褲衩呢，這皇帝還真是有希望的，那不知深淺的孩子才是該挨打屁股的。
2003年7月9日於紐約
（轉自《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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