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中旬，我訪美歸國，途經香港。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而且此時恰好是香港的一個「非常時期」，以一個新鮮的觀察者的眼光來看，香港還真有不少吸引我的地方。
女性佔一半的行業
停留香港期間，我與香港的新聞界人士有不少的接觸。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香港的記者之中，女性佔了一大半，這種情形不僅在中國大陸不太可能出現，就是在女權運動早已高嚷了半個多世紀的歐美國家也不多見。我一向認為，記者是一件兼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者的艱鉅工作，女性在這一行業中天生就處於弱者的地位。但是，這次通過對香港新聞界的觀察，我的這一偏見「徹底」地破產了。到機場來接我的，是自由亞洲電臺駐香港的女記者陳毓欣小姐。她個子高橝容貌優雅，說話柔媚。聽她的口音，我懷疑她來自臺灣，一問之下，她果然是臺灣人，大學畢業之後就到香港工作，現在已經將近十年了。陳小姐告訴我，她喜歡香港這個活力四射的「動感之都」，覺得香港比臺北更具有挑戰性。多年來，她在香港新聞界找到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也融入了香港生機勃勃的社會生活之中，她已然把香港當作自己的家。在談到兩岸叁地的很多問題是，我們都有許多共同關心的話題。
江主席不「愛幼」？
第二天在香港光華文化中心會議室採訪我的，是我早就想見面的香港有線電視臺女記者張寶華。她就是那個因為問了一個「中央是否挺董」的問題，而遭到我們的江主席破口大罵的女記者。因為被罵，張寶華一舉成名。我在網路上廣泛流傳的那段江主席罵人的畫面中，只見江主席青筋暴起、唾沫橫飛的王者之風，卻不見被如此「修理」的女記者的半邊倩影。此次一見之下，我才大吃一驚：她原來如此年輕！張寶華款款地走過來同我握手，抱歉地說：「我的國語不太靈光，請多包涵。」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鄰家的高中女孩。我不禁想，江主席口口聲聲說自己與美國大牌記者華萊士如何談笑風生，這是他「尊老」的美德，但他不會不知道中國人除了「尊老」之外，還應該「愛幼」吧？以年齡而論，江主席足以當上這個女孩的爺爺了，為何連這樣一個小女孩都不能寬容呢？
張寶華卻不願我「小看」她，我們便比較起年齡來。不比不知道，原來我們竟然是同年，她還比我大幾個月呢。張寶華看上去像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妹妹，卻已經是香港有線電視的高級記者了，做起採訪來立刻就體現出相當的職業素質來。採訪完成之後，我們一起照了一張合影，我開玩笑說：「大概我們兩個人是中宣部最不喜歡的兩個人吧！」窗外是美麗的維多利亞海灣，在隱隱的海濤中與「童言無忌」的張寶華交談，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她告訴我，她的第一本書就快要出版了，這本書中記載了她從事新聞事業的苦與樂，以及那次與「江爺爺」衝突的來龍去脈。我很有興趣讀到這本書。在訪問香港記者協會的時候，我有幸遇到了香港記者協會的總幹事羅少蘭女士。羅女士幹練而穩重，她向我介紹了香港記者協會的工作情。
人生的奇妙
大陸的「記者協會」徒具虛名，不過是官方隨意玩耍的一個「花瓶」而已；而香港記者協會的的確確是記者的家園和沙龍，也是記者權利和新聞自由的堅定捍衛者。羅女士送給我兩本香港記者協會編輯的《記者之聲》雜誌以及《二零零叁年年報》。第叁期《記者之聲》的主題為「危困之中的新聞自由」，第四期《記者之聲》的主題為「非典型的新聞挑戰」，而記者協會年報的主題則是──「收緊政策：嚴控公民權利，威脅香港言論自由」。羅少蘭告訴我，記者協會的每一篇報告都以事實為依據，他們的工作就像是燈塔的守護者一樣，不斷地給將要觸礁的航船以警告。在這間狹小得有些不符合「香港記者協會」身份的辦公室，我們就內地和香港新聞界的狀交換了很多看法。他們宛如一群默默耕種的農夫，香港廣大市民應當更多地關注他們的事業。
《蘋果日報》的記者盧燕儀小姐，為了完成對我的一篇專訪文章，不顧炎熱的天氣，帶著一名攝影師專程趕到我在中文大學的住地，我們在一家學生速食店外面漫談了一個多小時。《成報》的記者胡淑婷，則在《開放》雜誌的資料室內對我進行了認真的訪談。《南華早報》的記者余泳恩更是非常敬業，她不僅到中大中國資料服務中心來參加我的午餐討論會，之後對我進行專門的採訪，而且在我返回北京之後還打來電話詢問一些細節問題。她那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讓我雖然有點吃不消，但更多的還是肅然起敬。
我在香港還遇到了以前在北京見過面的老朋友、兩位《明報》的女記者潘詩韻和潘惠蓮。回憶起一年前我們在冰天雪地的北京的會面來，如今身處盛夏的香港，頓覺時空的轉換、人生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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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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