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遊行
香港五十萬人的七一遊行，表達了對"國家安全"立法草案的不滿、對決策失誤的特區政府缺乏信心。在立法會沒有把握取得多數票之下，特區政府不得不在七月七日宣布，將國安法的公眾諮詢和立法延期，此即所謂七七之變。迫於民意壓力，保安局長和財政司長稍後辭職。
七一大遊行，大體是自發性的和平請願行動，民主黨派的組織動員影響力甚有限。大遊行的導火線，是官方根據基本法二十三條授予的職責為"國家安全"立法，其草案條文援引在香港沒有效力的"憲法"，模糊了"兩制邊界"，侵蝕了港人的新聞、出版、言論、思想、人身自由；警方懷疑有人危害國家安全時，可不經法院批准入屋搜查，更令港人有恐懼感；官方在立法諮詢期間對民眾的傲慢、對民意的漠視，結下了很深的民怨。
六年來，特區政府的決策失誤和開支浩大造成財政赤字、失業率高、經濟衰退，中產階層因樓市蕭條成為"負資產者"，官方"問責制"的虛假，也加劇了民怨。這是特區政府公信力低落的主要原因。
北京底線
七一遊行只是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抗議，並無抗議、對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意圖。事後，中共中央對七一遊行採取較理性的態度，沒有把它上綱為"反中央政府"或"動亂"。
七七之變後，北京官方對香港政局的底線，一是國安法立法草案的公眾諮詢時間，可以有相當大的彈性，草案條文儘可能為港人接受；二是不更換特區行政長官，維持政府領導層穩定；三是強調香港是經濟城市而非政治城市，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四是反對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
在經濟層面，北京官方開出的"救治藥方"，是啟動香港和廣東"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協議，讓港澳和珠海的跨海大橋工程拍板，又開放珠三角幾個城市的個人游港；這是以"路橋經濟"和旅遊經濟，使港粵有更密切的合作。
香港特區政府在七七之變後的部署，以"路橋經濟"和"旅遊經濟"為著墨點，其動機在於把港人的注意力轉移到尋求經濟發展的空間，也想改善香港的消費市場。對於港人擴大直選和政治參與的訴求，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並無正面的響應。
民主監督
港人雖有擴大直選和政治參與的訴求，卻沒有推進民主的全盤計畫和策略。民主派是鬆散性的群體，即使是參政實體民主黨，也是規模很小的組織。香港又缺乏西方民主社會的那種政治領袖，民主派因此沒有組織整合的動力，不能形成有明確目標、宏觀組織策略和組織約束力的聯合陣線。
民主派中激進的街頭抗爭派，發起組織"倒董聯盟"，呼應的民眾並不多，連參政的民主黨、民協等也未參加。有意參政者正忙於明年立法局分區選舉，也使體制外的"倒董聯盟"難成氣候。
香港的民主運動，大體是"抗議聲音"的模式，表達對官方某些決策、施政和官員的不滿或抗議，也對與自己經濟利益密切的事情寄以期望，卻缺乏建立民主組織、運用組織力量凝聚共識的激情。當然，和平表達的"抗議聲音"，正是香港民間社會的一個特色，有監督政府的社會效應。
(BBC)(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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