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曾去前門飯店看一位香港來的政協委員。在樓梯口與《人民日報》的鄧拓同志相遇，他熱情地問我："鑄成同志，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鄧拓同志聽了"哦"了一聲，說："我是聽到你在主持《教師報》了。"接著他說："我認為《文匯報》停下來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別的報紙不能代替的作用。"當晚我回家後反覆沉思，《文匯報》究竟有哪些特色值得鄧拓同志懷戀呢？人代會後不久，我去中南海聽了中宣部長陸定一同志的報告，闡發中共中央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精神（以後簡稱"雙百方針"），很令人鼓舞。他在報告中還提到批俞平伯的《新紅學論》，認為這是粗暴的批判，當場表示對俞先生道歉。我聽了很受感動。過了幾天，又聽到一位黨員副總編輯傳達關於劉少奇同志兩次對新華社的講話。講話的大意是新聞工作以後不要生搬硬套蘇聯的經驗，報紙應注重消
息（新聞），創造中國特點。劉少奇同志還建議新華社不妨辦一張自己的報紙，與《人民日報》比賽。又過了若干天，鄧拓同志毅然把《人民日報》實行改版，貫徹中央"雙百方針"，副刊上也刊了不少以前未有過的新品種，如雜文、喜劇等等。聽欽本立同志說：鄧拓同志已延請蕭干同志為附頁顧問，幫助文藝作品的充實，還組織作家來討論如何貫徹"雙百方針"。
當時，我家住在東四十條西口。和欽本立住的人民日報集體宿舍只隔二、三家門面。他常於公余來我家談天。原《文匯報》的北京辦事處在燈市口三號一條胡同裡、那時改名為《教師報》城內記者站，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編委兼新聞部主任）負責。她有時也來我家，約欽本立一起交談。對《人民日報》立新改革，以及"雙百方針"提出後出現之新面貌甚為鼓舞。《教師報》一週出兩期，發行數五十萬份以上，我也很高興。重要社論大都由葉聖陶先生執筆，他的文風清麗而曉暢，沒有時行的教條氣，深得讀者的歡迎。我除每月組織兩次編前會議外，多餘的時間較多，除讀書收報外，可在城內及四郊遊覽，甚覺安適。
大約在六七月間，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同志前來報社訪問，他向我問道："你近來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緒甚好，安居樂業。"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講表面的話，你這位老辦報的人，在這一家一週出兩張的專業報紙裡泡著，能安下心嗎？"接著他對我說："現在中央為貫徹長期共存的精神，決定把《光明日報》還給民盟。原總編輯常芝青同志為中共老同志，中央決定撤出來，想請你擔任總編輯，讓我先來徵求你的意見。"我連忙搖頭說："你知道這一臺戲是不好唱的。我有我們班底，現在都在《教師報》，光把一個人調去當主角，這臺戲怎麼能唱？"他聽了大概覺得也有道理，不再談下去，談了些別的就告辭而去。後來怎麼請出儲安平的經過，我就不知道了。
又過了些時候，有一天傍晚，我應邀去波蘭大使館去參加該國國慶雞尾酒會，我正和常芝青同志站在一起，相互交談，他不經意地說："中央已決定《文匯報》復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聽到我說沒有，他就不談下去了。我聽到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裡，立即打電話把欽本立、浦熙修約來，把這一尚待證實的消息告訴他們。大家都高興，浦二姐在京人頭頗熟，立即掏出她的小電話本，打了幾個電話，向幾位有關方面打聽，都說毫無所聞。時已深夜，他們兩位就告別回去了。第二天恰好當時任《教師報》管理主任的嚴寶禮來看我，得知這消息，自然也極興奮。我們和浦熙修同
志商量的結果，主張向老領導夏衍同志去打聽。打電話到文化部，約他到燈市口的萃華樓便餐。夏衍同志向來關心我們，欣然赴約了。哪裡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道確信。只說："聽到一些有關《文匯報》的消息，也未能證實，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電話，他也不清楚。看來中央還未完全決定，你們靜靜地候著吧。"第二天，浦熙修同志忽然想起，說："我有陸定一同志辦公室的專用電話，不妨試試，直接問問他。"陸定一同志回答："這事中央已有決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關於新聞工作主要由副部長張際春同志管，等待成熟，他會打電話通知你們。你們安心等候著吧。"這樣，一塊石頭落了地，沒有幾天，張際春同志的電話果然來了。約我和浦熙修兩人翌晨九時在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面談。翌晨，我們同到中南海，張際春同志立即出來會見，在坐的還有中宣部新聞處長。張際春同志對我們說："中央已經決定《文匯報》復刊，所以請你們兩位來，作為正式通知。請你立即寫好兩個方案。一，《文匯報》復刊後言論方針；二，《文匯報》復刊計畫，包括房屋、機器、設備和成員搬遷以及復刊時要多少基金等，希望開列清楚。中央盼望《文匯報》早日復刊，因此希望你們抓緊送給我們轉呈中央審批。"他還問我們有什麼要求，我說："《文匯報》解放前有不少
得力的編輯，現分散參加各機關，我希望中宣部能幫助我們奪取一部分回來。辦報好像一個戲班，單靠主角是唱不好戲曲。第二，《人民日報》經濟組主任欽本立是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可請《人民日報》還給《文匯報》。"張際春同志說："第一點你們可以開列一名單，我們將盡力向有關單位爭取。第二點，欽本立的問題，必須《人民日報》鄧拓同志肯放。你們是朋友，不妨先同鄧拓同志磋商。"
回到辦事處，嚴寶禮兄已在等著，我們簡單談了會見經過，請他準備寫一份復刊計畫草案。他認為這好辦，找幾位管理部的科長談談可以如期寫出。編輯方針怎樣寫，我很費躊躇，當晚把欽本立、浦熙修同志請來一起商量。大家認為中央如此英明地決定《文匯報》復刊，大概認為《文匯報》與知識份子一向有聯繫，應以宣傳"雙百方針"為重點，但如何宣傳，我心中無底。正在為難之際，欽本立對我說："鄧拓同志對《文匯報》極為關切，如果你願意，是否可與鄧拓同志約期談談？"從1949年新政協會議以來，我對鄧拓同志的品格、態度就特別欽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對《文匯報》評價相當高，所以極願向他討教，當即請欽本立約好日期地點，我決定登門拜訪。第二天本立就來談，說："鄧拓同志很高興和你，和浦熙修同志暢談。明晚上他已決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時間，在《人民日報》金魚胡同他們住宅裡接待你們兩位。"我們準時找到鄧拓同志家中，鄧拓同志熱情地接待我們，在客廳落座後，我簡單談及《文匯報》復刊的打算。談起編輯方針，我說："只有一點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傳中央的雙百方針，至於如何具體地一點點寫出來，我思想還不成熟。"鄧拓同志對我像極熟的朋友一樣，立即滔滔不絕地談了幾點看法："我們已千方百計鼓勵知識份子鳴放，但知識份子看來還有顧慮，不能暢所欲言。你們《文匯報》歷來就建立了知識份子們信任，你們要首先說服知識份子拋開顧慮，想到什麼，說什麼。廣大知識份子思想上的障礙消除了，他們才能盡其所長，為社會主義建設盡其力量。我看這應是《文匯報》復刊後主要言論方針。其次，我們被帝國主義封鎖，也已自己封鎖多年，你們應當多介紹各國科技文化發展的新情況以擴大知識份子的眼界，有利於他們研究提高水平。也要關心知識份子的生活，他們有什麼困難，你們可以反映。再如室內外環境應如何合理佈置，業餘生活如知識份子喜歡種花養魚等等，你們不妨辟一個副刊，給知識份子介紹經驗，談談這些問題。應同時注意廣大農村的知識份子問題，毛主席講過：三大改造完成後，不可避免地出現廣大農村的文化高潮。過去《大公報》所載的旅行通訊，這形式很受讀者歡迎，你們不妨派一些記者深入各地農村採訪。我一向反對由各級黨委介紹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談。這樣必然報喜不報憂，只談好的，不談問題。你
不妨直接派記者到基層瞭解情況，寫出旅行通訊，這會有利於得到真實的新聞，有利於文化高潮的來到。最後一點，我認為《文匯報》也應注意國際宣傳，目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影響還只能偏重蘇聯和東歐國家，《文匯報》和《大公報》因為歷史關係，更可以影響日本東南亞及西歐各國，在這方面《文匯報》有不少有利條件，比如通過香港《文匯報》多進口些betway体育手机网
的國際書刊，總之對這方面多發言，多報導，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以上是鄧拓同志對我們談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親切，而切中我們的問題。他為我們設想如此之深入而週全，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我回到家中後，第二天一個上午，基本按鄧拓同志意見寫了《文匯報言論方針計畫》，下午分別打電話給本立、熙修兩同志，他們也完全同意。張際春同志第三天下午即與延見，我們把擬好的《文匯報》言論方針及復刊計畫面交。張際春同志特別詳細地看了言論方針，閱畢即對我們說："很好，很好，你們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此計畫，著手籌備復刊工作。"
我們回滬後，黨中央的批示也下來了，除批"照准"二字，還加了一句附文，"要讓徐鑄成同志有職有權" ， 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黨對我的信任。'關於欽本立調回問題，曾一再商之於鄧拓同志，他答覆先借調，以後再辦正式調動的手續。中宣部即將復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我上的副總編輯名單有下列幾位：欽本立，柯靈（負責附頁）、浦熙修（兼北京辦事處主任）、劉火子、郭根、唐海，顯然是把欽本立列為第一副總編的地位。復刊的方針規劃和主要負責人選經中央核准後，地點問題曾有過一度反覆，留在北京呢還是遷回上海，既然復刊後的《文匯報》以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要對象，內容以文化教育為主，自然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領導為宜，機器器材及大部分職工眷屬，搬到北京就地覓址復刊，以免搬遷的耗費。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於那時上海領導的一言堂早有些戒心，曾向張際春同志請示，他說："中宣部沒有直接領導一家報紙的先例，我們曾向瀋雁冰部長征詢歸文化部業務領導的意見，他表示同意，但茲事體大，他無權決定。"正在這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同志因公來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一次安排，由他約石西民、浦熙修同志及我在浦的個人客廳進行坦率交談，姚溱同志勸我們早日搬回上海出版，說："上海是《文匯報》的發祥地，再
說在哪裡出版都歸中央領導。中央一打電話，上海就知道了。"西民同志先自謙地說："我調滬不久，很多老朋友多未及一一訪問，對《文匯報》我們關心不夠，今後有事希望隨時找我談，我如不在可和分管報刊的副部長白彥同志談，總之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我盡力代你們解決。"姚溱同志還說為了與中央報的同等待遇，以後中央的宣傳大綱可以及時發給你們，也可以訂閱新華社的《大參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備了幾樣小菜，我們四人邊酌邊談，心情十分舒暢。在這一席三角四方會談上，基本打消了我們留京復刊的計畫，而姚、石兩位同志後來也確實履行了各項諾言。
為了加強在首都的採訪， 決定擴大北京辦事處的編製， 請夏衍、姚溱、羅烈（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三位同志為北京社外編委，以便就近指導北辦的工作。另外還舉行了幾次座談會，分別地請各方權威人士及（文匯報》老同事參加，發表他們對《文匯報》復刊後的意見和希望。很多位對《文匯報》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張奚若、章乃器、陳劭先、翦伯讚、侯外廬等先生都欣然應邀參加，發表了極寶貴的意見。教育部的柳湜副部長等以《教師報》的名義，設宴款待我們，慶賀《文匯報》復刊，並對幾個月的合作表示感謝。
留京該辦的事已告一段落， 我乃於8月初飛上海，著手於復刊的工作。在我之前，嚴寶禮同志已回上海，接洽社址、職工宿舍，以及搬遷的各項具體工作。我們的意見，復刊後的《文匯報》必須有一定的質量，有好的內容，而我們本身的實踐有限，應廣泛邀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來辦好這張報。經多方邀請，決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羅竹風、陳宗孫、李凱亭（體委負責《體育報》的主編）等為社外編委，定期開會，為《文匯報》撰寫專文，並出主意，審閱稿件，平時，我也向這些專家登門求教。經過一個月認真的試版，我認為操練已成熟，自己看看樣版也有自信了，於是決定1956年10月1日國慶日正式復刊。
摘自《國情研究》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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