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方失誤面面觀

在戰爭過程中,清廷對敵情仍不注意偵察和研究,往往根據各省督撫大臣的片面奏報,作出錯誤的判斷。1840年秋,英軍因季節和疫病等原因返桌南下,清廷卻認為「夷情恭順」,趕緊下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時過不久,英軍就進犯珠江,只好被迫宣戰。1841年夏,廣州反攻未成,卻輕信謊報,復令酌撤沿海防兵。未幾,英軍又陷廈門、定海。1842年夏,英軍侵入長江下游,也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反之,英軍則隨時注意對清軍情況的偵察與研究,常能及時獲得清軍的情報,採取先發制人或防範措施。
以道光帝為首的清朝最高統治當局昏庸無能,平時既不講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戰守之策。國防布局,因循防內重於防外的舊章,沿海兵寡力弱,又無戰略機動部隊。往往抽兵數千,牽動數省;且千里赴援,遠水近火。戰火臨頭,既不知敵,又不知己,倉卒應戰,自然無法實施正確的戰爭指導。戰爭過程中,清廷先則輕敵如蟻,繼則畏敵如虎;對於戰守大計,只能籠統地提出什麼「先威後德」、「大張撻伐,聚而殲旃」、「沿海一體嚴密防範」之類的陳詞濫調,提不出任何切合實際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可是,軍政大權卻又高度集中,和戰大事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前線作戰,事無鉅細,都決策於北京,而當時通信不便,上下情況隔膜,前方將帥無權根據具體情況機斷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決策明顯落後於形勢,也不得不遵照執行。道光帝顢頇無能,主觀隨意,時而言戰,時而乞和,時而增兵,時而裁撤,弄得下面無所適從,嚴重地束縛了前方將帥的手腳。加之清廷對全國的戰事又缺乏統一及時的指揮,以致各戰區常常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使英軍有機可乘。

清軍將領軍事思想保守落後,戰術呆板,指揮笨拙,只知消極防禦,不善於靈活擊敵。英軍雖有「船堅炮利」之長,但孤軍遠征,不耐久戰,更不利於深入內河內陸。當時有識之士有鑒於此,曾提出過引敵深入內河內陸,伺機予以奇襲、火攻等戰法。無奈前線大吏和將領多數隻知株守炮壘,待敵進攻,不知巧布險勢,出奇致勝;只會一線設防,不知縱深機動。英軍沿海沿江登陸進攻,多是利用清軍設防的弱點,以艦炮正面轟擊,以登陸兵側翼上陸,行包圍攻擊。清軍前敵將領不知認真研究敵人的登陸戰法,改進自己的抗登陸戰術,以致屢蹈覆轍。倘能以炮壘為中堅,設奇兵於側後,待敵迂迴接近時,出其不意地伏擊或反擊之,則不難收破敵或挫敵之效。英軍深入廣州和浙江慈溪等地時,兵單勢孤,清軍有過不少殲敵良機,卻非但未能乘機殲敵,反為英軍所敗。前線將領指揮如此笨拙,豈有不敗之理?!

受清王朝腐敗政治的影響,加上承平日久,清軍不僅武器落後,而且軍紀廢弛。將弁多同文官一樣,養尊處優,耽於安樂,不理營務。他們或坐吃空名,冒領軍餉,或勾結煙販,走私販私。軍中酗酒吸毒、聚賭挾妓者比比皆是。遇有軍事行動,公開勒索地方,強拉伕役,苛征暴斂,甚至強取豪奪,殺害良民。加以清朝統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輕綠營,造成軍內矛盾,而駐守各省的軍隊調往有事省區時,又出現「主軍」(本地軍隊)與「客軍」(外省軍隊)的矛盾。這些矛盾往往發展成尖銳對立,遇戰互不救援,見利競相搶奪,彼此爭功諉過,甚至自相廝殺。

此外,清軍不但平時欺壓人民,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依然與人民群眾站在對立的地位。英軍每入侵一個地方,當地的人民群眾便紛紛起而自衛,打擊敵人,表現出極大的抗戰積極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統兵大員,除林則徐等極少數有識之士外,一般都仇視人民。他們動輒誣蔑沿海地區「到處漢奸充斥」,聲稱「患不在外而在內」,甚至濫殺無辜。由於無視人民群眾的偉大作用,對於像臧紆青所建議的軍民結合、游擊戰與正規戰結合的「散戰」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諸實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戰,軍隊便藉機向人民群眾敲榨勒索。在浙東反攻作戰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擄丁壯,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臥而入城」。軍隊紀律如此敗壞,不僅很難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援與配合,其戰鬥力也勢難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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