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會上的一段往事
我父親是在1969年黨的「九大」會議後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說法，該算是個「文革新貴」了，不過，和一般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的是，父親在「文革」中，既不是所謂「造反起家」，也不能說是一帆風順，而是經歷過一段坎坷。
「文革」前，父親只是個地方幹部，在河南省委擔任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1966年「文革」開始時，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副組長，處在「文化革命」的風口浪尖上。那是個受罪的差使，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眾」，還要被揪來揪去，到處挨批判、作檢討。不過開始時，身份還是省委領導成員，在極其混亂的局面中勉力維持著省委的起碼工作秩序。而且直到1966年12月，他還堅持認為「派工作組並不都是執行反動路線」，瞭解當年「文革」情況的人都知道，在「當權派」中，這是「態度很頑固」的表現。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謂「一月風暴」的影響下，河南省委在「奪權」浪潮中癱瘓了，父樣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組織」關押起來，音信完全斷絕，家裡人只有在開大會批鬥他的時候，才知道他還活著。這一段時間，有近半年。
「文革」時代，毛主席有句稱父親為「我的老朋友」的話，流傳很廣。不過瞭解情況的老同志都知道，我父親比毛主席的年齡整整小三十歲，地地道道只是個晚輩，哪裡談得上什麼「老朋友」呢。這個所謂「我的老朋友」的來歷，是解放初期父親在河南許昌當地委書記時，曾經向毛主席單獨匯報過工作，後來主席幾乎每次出巡河南，都要把他找來，聽他的匯報，截止到「文革」前，聽父親說，有十三次之多。作為一個地方幹部，這可以算是相當不平凡的際遇了。
在許多人眼裡，父親是毛主席很欣賞也很器重的幹部。可是在「文革」時，父親同樣在「文化革命」驚濤駭浪的大海裡嗆了個半死，甚至還差點丟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決河南兩派問題的八次匯報會後，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為河南「省革籌」副組長，成了「革命領導幹部」。1968年春，又擔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黨的「九大」會議。
父親作為「九大代表」到北京後，「九大」會議主席團派人和他談話，要他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作大會發言。
父親說：「我作這個發言不合適。我不是革命幹部，只是算是個解放幹部。」
來人說：「那你認為誰才是革命幹部呢？」
父親說：「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幹部。革命幹部，大概人家劉格平、王效禹他們那些人，才應該算吧。」
來人說：「你知道嗎？是毛主席讓我來找你談話，是毛主席讓你代表革命幹部作大會發言的。你應該服從。」
可是父親還是拒絕。
來人表示很為難，說：「那我怎麼向毛主席匯報呢？」
父親說：「你就把我說的原話，向毛主席匯報。」
來人走後，很快又回來了，說：「我向毛主席匯報過了，主席說，他就是要讓你這個『解放幹部』在大會上發言。」
「九大」的大會發言共9人。周恩來、康生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陳永貴代有農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鳳英代表婦女，孫玉國代表解放軍。我父親的發言，在報導的時候，還是「革命幹部代表」。在「九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的「九屆一中全會」，又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我問父親，毛主席為什麼一定要你發言呢？
他說：被關押批鬥那一段時間，我曾經「坐飛機」一百多次，這件事毛主席聽說了，大概他認為我是他希望的那種能夠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幹部。那個時候，毛主席很喜歡像我這樣能夠「和群眾在一起廝混」的幹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這個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後兩個月，毛主席和父親談話後，把他從河南調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間，父親在中央的黨、政、軍都擔任過重要職務，管過不少事情。
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許多資格很老、功勞很大的開國元勛、功臣戰將和大批高級領導幹部都被打倒，「靠邊站」了。我父親只是個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三八式」幹部，一下子當了「中央領導人」，也實在是扎眼得很。「文化革命」，路線錯了，他作為執行者，自然也跟著犯了許多錯誤。
1980年春天，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父親辭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農村政策調研。給他安排的職務，叫「部級研究員」，在中國，這大概是最高一級的「技術職稱」了。父親還談到：組織上和他談話時說，「廬山會議」後，張聞天同志被安排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職務也是「研究員」。
父親說，他正式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臺的事，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就基本成為定局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思想和政治路線發生根本改變的轉折點，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由此開端。就是在這次「三中全會」上，父親因為在中央工作期間所犯的錯誤，受到與會同志的批評，大家對他提了很多意見，有的意見還很尖銳激烈。和父親一起挨批評的，還有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和蘇振華等領導。
「三中全會」之前，父親主要是在國務院工作，三中全會上挨批後，工作安排有了變動。
父親交出主要工作之後，鄧小平同志找他談話，又要他接任別的工作，後來父親又管了一段時間旅遊。所以，三中全會以後，他一方面接受批評、檢討錯誤，一方面也還有點工作，不過事情不多了。
父親是個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們孩子都管他叫「拚命三郎」。工作負荷忽然減下來，就那麼一點兒事，他有點不適應。到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時，父親和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四人正式提出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中央的五中全會批准了他們的辭職請求。
出任軍職期間的軼事
我父親雖然也是個「老八路」，是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但他參加革命後一直是個「文官」，是搞「地方工作」的。父親說，他雖然也算打過仗，可那只是「剿匪」，最多也就指揮過一個團的兵力吧，還是些個「地方部隊」。正規軍的大兵團作戰，他完全沒有經驗。
可是父親在中央工作期間，卻出任北京軍區的政治委員。他還是軍委領導成員，起草過「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文件。顯然，在我們人民解放軍如雲的戰將裡，他那點半軍旅的生涯，根本談不上有過什麼「戰功」。父親出任軍職，完全是政治性的。
1970年12月，父親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參加「批陳整風」的「華北會議」，去「挖牆腳」；而後在北京軍區分別出任政委和司令，為毛主席對林彪的鬥爭，守住北京身邊這塊「陣地」。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按毛主的說法，「司令常來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陳錫聯來了，「政委歡送又歡迎」，父親一直留在北京軍區。
父親去「軍委辦事組」，更是毛主席親自點將。主席把「軍委辦事組」成員召集來，當面對他們說： 「你們這個軍委辦事組啊，像粘土一樣，板結了，不透氣了，需要摻砂子。已經摻了一個李德生，看來還不夠。我給你們再派一個文官，我的老朋友，紀登奎。怎麼樣啊，你們歡迎不歡迎啊。」
父親講到這一段時，我問他：「你沒有搞過軍事，到那裡面怎麼工作呀？」
他說「主席是怕黃、吳、葉、李、邱他們搞鬼，叫我去那裡，就是看著他們。有時候我提點意見，僅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們搞得精神很緊張。」
他還說：「軍事上的事，我確實不懂。李德生比我強點，也只指揮過一個師、一個軍。當時，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北京軍區是首都門戶，萬一有點閃失，恐怕我不僅要掉腦袋，而且還會成為民族罪人。那個時候，我很相信主席『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判斷，對這件事十分擔憂，也有自知之明；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請來了，那是我們軍隊的名將了。粟裕一聽說有打仗的事，精神來了，很興奮。我給他配了幾名最好的作戰參謀，坐上個吉普車，在邊境防區漫山遍野地轉了幾個月。粟裕辛苦勞累一番，搞出來一個防禦的作戰方案，拿去交給軍事科學院和軍事學院的內行和專家們看了以後，認為確實不錯，我這才比較放心了。」
林彪事件後，父親又在葉帥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工作。就這樣，按父親的話說，他也「和軍隊的老總們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在軍隊任職，自然會和林彪打交道。當我問父親對林彪的印象時，他說了這樣一段話：「當地方幹部的時候，對中央的事情瞭解得很少。這位林副統帥，在我們眼裡，其實和你們差不多，也是像神一樣。到中央工作後，先是解決各省、各部、大型企業的「文革」兩派問題，黨政方面也管過不少事；在政治局會議上，參加討論工業、農業、財貿、整黨、外交等各種問題，一個國家，頭緒很多的。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中央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聽不到這位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種各樣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這位副統帥，中央討論工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很奇怪：這位副統帥，究竟在考慮什麼問題呢？怎麼中央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聽不到他的意見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總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見』幾個字。我想，也許林副統帥是在考慮什麼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吧。可是，後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後，發現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帥鬧副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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