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愛宗：如雞狗般的作家群 ——當代文學面臨擺脫舊體制的新選擇

經常看到大眾傳媒對一些作家，冠以「著名作家」、「傑出作家」、「人民作家」等稱號，彷彿這就是這些作家的榮譽和等級。可是在我眼裡，什麼「家」，什麼「著名的家」，「大師」等等，也不過與「小混混」是同樣性質的稱呼，如果社會上的「小混混」也有榮譽和等級的話，他們肯定也是「著名的小混混」、「傑出的小混混」、「人民的小混混」。

今天所謂的大作家，簡言之就是玩弄文學的知識群體，套用某地黨報一娛樂記者所稱謂的「娛樂記者乃愚弄大眾的代名詞」，作家們玩弄文學也不過是「愚弄大眾」的另一種方式而已。而真正的文學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價值－－在於還原現實生活和解讀現實生活，進而達到干預生活的目的，卻距離大眾越來越遠了。

翻開當下著名的代表中國作家水準的文學刊物看看，就可以知道作家們到底有多少進步。2004年第一期《小說月報》雜誌的頭條，選的是方方的中篇《樹樹皆秋色》，令人失望的卻是老掉牙的話題，一位大學女教授被同校一男生調情般地捉弄，最後女教授在覺醒，在恢復正常人其實是不正常人的「常態」。這個中篇佔據了該雜誌的十九個頁面，二十二個小節，就像有個窩囊男人流鼻血一樣，止不住，而又擤不出來，也擤不徹底。想當年，那個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如《風景》）的方方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今天在湖北作家協會任職的方方。作家一旦加入了作家協會，一旦有了作家的地位，一切都變了，正如辛苦耕耘大地的農民一旦有了不耕地的自由，有了被人豢養的條件，他又與雞狗有什麼區別呢？作家們應該拿優秀的作品說話，應該影響世人、干預社會生活，否則還不如那些雞狗呢。雞可以下蛋與打鳴，狗還可以看家與吃剩飯，佔著茅坑拉不出好屎的作家，又有什麼可以自豪的呢？

當然，我在這裡例舉由茅盾題寫刊名的《小說月報》的一篇小說，並沒有特別針對方方的意思，她的中篇《風景》至今仍令我感動。「……在浩漫的生存佈景後面，在深淵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見那些奇異世界……」發表於1987年的《風景》，一開頭便是這麼幾句震撼人心的話，「七哥說，當你把這個世界的一切連同這個世界本身都看得一錢不值時，你才會覺得自己活到這會兒才活出點滋味來。你才能天馬行空般在人生的路上灑脫地走個來回。」「七哥說，號稱清廉的人們大多為了自己的名聲活著，且未害人卻未為社會及人類作出什麼貢獻。而遭人貶低的靠不義之財發富的人卻有可能拿出一大筆錢修座醫院抑或學校，讓眾多的人盡享其好處。這兩種人你能說誰更好一些誰更壞一些麼？」

早年的方方，其實也就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方方，與蘇童、余華、劉震雲、格非、葉兆言、劉恆、池莉、陳染等人齊名，他們皆有不少傳世之作聞名。其中方方的《風景》再現了原生態的深層，還原底層市民的生活史和生命史。當年（1987），武漢池莉的《煩惱人生》也以描述凡俗人生題材而獲得好評。因為寫小說，她們成為作家；因為小說獲了獎，她們也先後進了作家協會或文聯。從此，她們就成了當地傑出作傢俱樂部的當家人，而她們自己的作品卻說不上什麼大的進步與特別的發展，池莉後期的《生活秀》、《來來往往》、《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有了快感你就感》，以及前面提到方方的新小說《樹樹皆秋色》，以及莫言的《豐乳肥臀》、《四十一炮》，畢淑敏的《拯救乳房》等等，除了以較大的篇幅佔據了眾多文學刊物如《收穫》如《十月》如《當代》如《北京文學》的頁碼外，無外乎被拍了電影與電視劇，「多收了三五斗」。再看這些文學雜誌，看來看去，也都是這些大家的名字，其實她們這些大家，都聲名赫赫近二十年了，作品卻越來越低俗、庸俗與低級化了，距離文學價值越來越邊緣了。為藝術而藝術，為物質而物質，她們今天的名聲與作品，莫不是在吃老本？

每個民族的光榮都應該來自於這個民族的作家們。可是，我閱讀了最近發表的一些中長篇小說，卻一點也不覺得這些作家能為我們這個民族帶來什麼光榮。第五屆（1994-1998年度）的茅盾文學獎除了王安憶的《長恨歌》之外，其餘作家作品都備受媒體質疑，連紀實性質的新聞體文學性質的作品《抉擇》、從事茶葉研究的王旭峰的《南方有嘉木》都能獲得茅盾文學獎，那麼余華的《活著》、劉震雲的《故鄉面和花朵》早就應該獲得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了。因為最高獎已經被《抉擇》、《南方有嘉木》搶走了，余華、劉震雲只能期待更高的獎設立，否則，他們總不能把作品排在《抉擇》、《南方有嘉木》後面而求其次吧。

曾以作家身份出任國家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先生，提出怎麼一個說法，「年輕的父母給年幼的孩子吃藥的時候有時候解釋說：『這不是藥。是糖。是果汁。』而年幼的孩子會哭訴：『是藥。』我們的成人比孩子更孩子。多麼好的人民！」其實，現在的文壇正是這樣，一些著名與不著名的作家，都把垃圾作品或無病呻吟的作品端出來，給讀者說：「這不是垃圾。是營養，是精神美餐。是人間獨一無二的美味。」而我們的非常甘心的讀者說：「是的，好吃，味道好極了。」多麼好的讀者，多麼好的人民。

文學，曾經作為人類精神家園上的晴朗天空，現在卻越來越失去自身應有的價值了，就連知名的新生代作家、任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的葛紅兵，在推出長篇小說《沙床》的同時，還面對媒體大言不慚地聲稱「我想做卓越的情色寫手」。昔日曾在文學批評領域首創「身體寫作」、「新生代作家」這兩個新名詞的他，曾數度掀起思想批評旋風、被喻為思想評論界黑馬的他，卻與「美男作家」和「情色小說」掛上了鉤，不但他的這部快餐作品不值得購買，還被讀者當場撕碎扔掉，可謂倒盡胃口。

大眾怨恨假貨，認為假貨沒有什麼價值可言，都是一些騙錢的偽劣東西。現在，把這話用在那些著名作家身上，我發現作家們也不外乎這一點，拿出應場的偽劣的東西騙騙錢。有錢能使鬼推磨，所以，大眾作家，人民作家，獲得各種獎項的作家，都神氣活現地出現在媒體上，作秀，造作，無聊，下作，完全走的是反文學的窮途末路。

想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作家，如寫《綠化樹》的張賢亮、寫《人生》與《平凡的世界》的路遙、寫《老井》的鄭義、寫《北方的河》的張承志等，他們卻敢於直面現實，繼承了「五四」以來知識份子的傳統，介入生活，以優秀的作品還原現實生活和解讀現實生活歷史，進而達到干預生活的目的。可現在，文學似乎一沾到現實社會和政治生活，藝術性也就沒有了。「孫志剛」這樣典型的轟動事例，卻沒有電視劇導演與編劇關注；全國大小數百萬煤礦工人、上億外來工的底層生活無人關注；每年近10多萬弱勢群體意外死於各種情況下的「事故」、 「災難」，無人關注。其實，這都是在說明當下的作家們對文學的討巧與無知，他們關注皇宮內幕，熱衷於王妃和太監、奴僕打情罵俏，就連電視上也都是古裝戲的天下。再者，就是武打片風行一時，麻醉觀眾，金庸老朽拚命作秀，把幾十年前的東西一一掏出，任最有錢最腐敗的製作單位拍攝拉大便一樣的電視連續劇，一個版本不夠，再投巨資拍幾個新版本，反正他們有的是金錢，有的是頻道，有的是觀眾。至於觀眾、讀者，也沒有什麼發言權的，頻道是固定的，無法選擇的，就像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一樣，全國十三億人民只能守著一個頻道去「聯歡」，這不是愚弄大眾還是什麼呢？

大時代有權向作家索取大作品。可是，我們今天的大作品是稀缺的，很多雞狗作家樂於當小混混了，不但對現實迴避，而且還對真正的藝術迴避。當今中國經歷如此廣泛、深刻、充滿戲劇性畫面以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進程，從政治、經濟、文化到社會心理，都一個方面都在被觸動，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但卻沒有震撼人心的作品，這難道不令人擔憂？我的一位師長曾經這樣告誡，中國作家是富翁。如果哪個中國作家會苦於找不到新鮮而有意義的題材，那也是一百年以後的事。作家們應當對民族文化傳統與民族性格進行探索，關心社會，干預生活，不要擔心被警告和有危險，更不要以功利性目的為藝術而藝術。真正偉大的作品，用透過社會和政治寫出人性。否則，你只能當聰明的作家，只能當 「著名的小混混」、「傑出的小混混」、「人民的小混混」這樣的雞狗作家。

文學的取材和主題，所指向社會與政治層面的，應當具有社會與政治的 「干預」性質。涉及的問題，表達的情緒，與社會各階層的思考與情緒同步。介入現實，干預生活，其中還有一個前提就是創作的自由。正如當年（1979年）瀋昌文創辦《讀書》雜誌時倡導「讀書無禁區」一樣，文學創作也要「無禁區」。當然，這個禁區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中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高行健曾經這樣說過，「創作自由不過是個美麗的字眼，或者說是一個誘人的口號。這種自由從來也不來自他人，既無人賞賜，也爭取不到，只來自作家自己。你只有先拯救自己，才能贏得精神的自由。」我想，我們那些還不曾麻木、矇蔽與墮落的作家們，在面臨擺脫舊體制的新選擇的同時，應該有所深思吧－－且莫等到「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