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來在生死徘徊
鏡頭前的丁子霖，頭髮班白，她作證時表示，兒子蔣捷連死後兩年，她在生與死之間徘徊。最後，她「選擇了生；選擇了生後，又選擇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後，受中共的監控」。
她說，在失去兒子的震撼、在中央對她的監控和迫害、在尋找其他死難者家庭、在這些家屬的遭遇裡面，使她「認清了共產黨的真面目，認清了制度的罪惡」。
喪子之痛從未減輕
丁子霖說，從尋找其他同一命運的母親的過程中，她得到了安慰，讓她尋找到活下去的力量，但失去兒子讓她活得非常痛苦。她公開自己的感受是想說明一點－－喪子之痛沒有因為時間而減輕，反使她在越接近人生的盡頭而變得更加沈重。
另外，丁子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六四」失蹤者。她說，在隨著「六四」死難者名冊人數逐漸增加（截至目前為止，共蒐集到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資料），有一個過去幾乎被忽略的問題逐漸凸顯，就是十四年前那場大屠殺裡「失蹤者」的命運。
失蹤者命運更悲慘
丁子霖指那些「六四」失蹤者和死難者一樣都是那場流血慘案中無辜的受害者，然而，失蹤者的命運比死難者更悲慘。她說，隨著北京迎接二○○八年奧運會，到處的胡同和舊房舍被拆遷，許多線索都斷了，所以要找到一個失蹤者家屬非常困難。
讓丁子霖難以心安的是，在大量失蹤者當中，至今仍未發現一個生還者。她認為，這個事實證明當年「六四」慘案發生後不久，北京民間有個傳聞，指很多死難者已經被殺人的戒嚴部隊毀屍滅跡了。
在她的呼籲中，丁子霖講述了兩個失蹤個案，一個是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抓走和抄家的「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十九歲的兒子王楠，遇難後，屍體被集體埋在位於天安門廣場西邊的第二十八中學門前的土坑，其後因屍體發臭，經學校交涉，被埋在校門前的屍體再被挖出來。因為王楠身穿軍訓的軍服，以為他是戒嚴部隊，不致隨其他被掩埋的屍體─並搬走，毀屍滅跡，家人才得以奇蹟地在護國寺醫院找到他的屍體。
丁子霖又提到一位十四歲的男孩，他父親在「六四」屠城當天失蹤，有一天該男孩在課桌上寫了「向劊子手李鵬討還血債」的字句，被班主任發現後向戒嚴部隊告發，少年後來被判三年「少管（少年管制）」。她說：「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還未踏上社會，就開始喪失自由，喪失尊嚴的囚徒生活。」
最應批中共無人性
丁子霖對於該少年的命運感觸良多。她說：「人們常常會譴責一個專制政權如何獨裁，如何壓制民主，如何踐踏人權等等等等，但我想這樣一個政權最最應該（被）詛咒的是它的無人性！否則怎麼能夠你殺了他的父親，連屍體都不放過？連他的遺孤都不放過？」
她續說：「那位老師的行為當然可憎，但是這個人又何嘗不是那個專政機器上的一個可悲的零件呢？正是那個無人性的政權造就了這樣一批喪盡天良的所謂『共和國公民』。」
殘酷確確實實存在
最後，丁子霖解釋發表證詞的背後原因，她說：「本來我們不想向大家展示這人世間的苦難和殘酷，但是考慮到它畢竟是一個真實存在，我想有必要讓那些心靈幾近麻木的同胞們知道，讓那些受共產黨矇騙的外國朋友知道，在中國大陸確確實實有這份真實的殘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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