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康：君子應坦蕩，小人常慼慼 ——評「密件」兼論真偽

前一陣有事外出沒能上網，昨天回家打開電腦才發現網路上「某某」拿了「某某機構」錢的話題又熱鬧了起來。源頭是中共國安局有意透露了幾份所謂臺灣國安部門的「機密文件」。密件分析了海外幾個知名民運人士情況，並談到要如何加以利用和給與資助。「密件」的真偽本人會在後面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敲，這裡先姑且不論。然而中共在「六四」之前，有意透露這些所謂的「密件」，其用意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蔣彥永大夫要求為「六四」平反的呼聲猶如石破天驚，以丁子霖老師為首的「六四」受難者團體「天安門母親」的影響日益擴大，世界各地為紀念「六四」15週年而展開各種紀念活動，這一切都讓中共當權者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和恐慌。中共此時拋出「密件」就是再一次將污水潑向始終堅持「六四」理念的民運人士，以達到分化瓦解、擾亂視聽，減緩自身所受壓力的目的。其實對待這種明顯的栽贓和誣陷最好的辦法就是「不予理睬」，隨著時間的檢驗自會「清者自清」。但由於這次中共潑出的是「台獨」之水，加上「網特」們的一片鼓噪和海外僑界普遍存在的大一統情節，中共的卑鄙伎倆確實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共利用給民運人士扣上「賣國」和「台獨」帽子的宣傳手段之所以能頻頻得手，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共利用在輿論上的絕對壟斷地位，用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方式，使大多數中國人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即：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拿臺灣錢就是反革命，民進黨上臺後拿臺灣錢就等同於支持「台獨」，就是賣國。二是民運確實一直在得到臺灣方面的資助。臺灣的資助始自王丙章創建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持續至今，這並非什麼秘密。可能是由於資助方和受助方都認為不說明更為有利，因而拿了錢的組織或個人都對此遮遮掩掩，明明是光明正大之事，卻給人以見不得人的感覺。如何扭轉這一被動局面？本人以為要針鋒相對也從以上兩點入手。首先要徹底揭露中共假愛國真賣國的本質。讓人們認識到靠賣國起家並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難的中共根本沒有資格在愛國的問題上指責任何人。眾所周知，中共是在第三國際的包辦下成立的，早期的經費全部來自蘇俄。開展武裝鬥爭後，是靠打家劫舍、私印偽鈔過日子的。抗日戰爭時期一邊從國民政府支領糧餉，一邊與日偽暗通款曲大做走私生意並種植和販賣鴉片賺取暴利大發國難財。發動武裝叛亂奪取政權後，更是黨政不分將黨庫建立在國庫之上。把國家公器視為一黨之私，用國家的稅收供養「黨軍」以暴力維護一黨專政，用人民的血汗錢辦黨報、黨刊壟斷輿論欺瞞人民，大大小小不事生產以整人為專職的黨棍們也都直接從國庫支領薪水。因此說共產黨是個有史以來最大的貪污集團一點都不會過份。共產黨歷史上的兩次武裝叛亂，使得中國在上個世紀喪失了兩次和平發展的大好機遇。外蒙古的喪失，中共要負大部分的責任。使俄國侵佔的中國領土合法化的也正是「愛國」不離口的中共。對日本實際控制釣魚島的默認和在南沙領土爭端上的軟弱更使得中共的賣國嘴臉暴露無遺。中共壟斷了一切國家資源不但沒有維護住領土主權，還使得大多數國民的生存權在長達三十年的和平時期內，處於岌岌可危得狀態，更使得數千萬人徹底喪失了生存權。這樣一個竊國、禍國、賣國的黨居然還以民族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口口聲聲指責別人賣國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中共建國後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運動始自79年的西單民主牆，其代表人物是喊出了中國需要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魏京生。當時活躍在民主牆前的幾份主要民刊如《探索》、《四五論壇》、《今天》等的創辦經費，都是辦刊人從各自微薄的收入中奉獻出的。在手刻油印的簡陋條件下，每期街頭零售所得收入就已能保證下一期的出版（僅限於紙張油墨，幹活是義務，更無稿費。）。如果中共能將憲法中出版自由的權利真正賦予人民，以當時這些民刊所受歡迎的程度，正式出版發行後，很快就能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大刊物。刊物的收入將足以支持民運的發展。民運也就用不著拿任何他人的資助而自力更生地健康發展下去。當鄧小平利用了由民主牆所代表的民意，在三中全會上大權在握後，馬上感到民主呼聲對中共專制的威脅，立刻出爾反爾，毫不猶豫地鎮壓了民主牆運動。此後中共在對民運進行封殺時，很有效的一招就是切斷民運的一切經濟來源。例如魏京生的弟弟曾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企業家，先後在大連和北海兩市創建了兩座效益非常之高的日用化工廠。當中共察覺到工廠收入的一部分通過魏京生轉給了六四難屬後，立即採用流氓手段查封了工廠。王丙章在海外豎起的民運旗幟是79民運的繼續。六四鎮壓後，海外民運從美國擴展到了全球。而在海外要將民運堅持下去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是無法想像的。因此爭取各方面的資助，自然是民運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且對民運的生存和發展可以說是性命攸關。兩蔣時期的國民黨以光復大陸為己任，對反共事業的支持自然是責無旁貸。隨著臺灣民主化的深入，目前朝野雙方都認識到促進大陸的民主化不單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也是對臺灣安全最根本的保證。因而從始至今，臺灣一直是海外民運的重要資助來源。中共破壞民運最狠辣的兩招一是敗壞形象，二是斬斷財源。這次有意露出「密件」可謂兩招並用。如果民運方面還像往常那樣躲躲閃閃總想撇情的話，其結果只能是越撇愈混。其實民運和臺灣的各黨各派，面對邪惡的中共都站在正義的一方，資助民運本是堂堂正正之事，民運受之也應大大方方。在民主與專制的對抗中，從事和支持民運的人們都應是坦蕩的君子，而中共當權者和其爪牙才是慼慼小人。民運接受臺灣的資助本是取之有道、用之有義。根本不必理會小人們的諂言惡語。我絕對相信魏京生、王軍濤、王丹和楊健利等先生不會為獲得資助而違背自己的良心，但我以為即便為臺灣情報部門提供些幫助也是無可指嫡的。盟友之間交換些情報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這些行為所支持的既然是一項正義的事業，那麼這些行為也就具有了正義性。中共可從來都是把他們的地下工作者作為英雄來歌頌的。中共的天下可以說有一半是靠秘密工作者打下的。建國前後，中共情報部門可謂英才輩出。但隨著中共蛻變為一個壟斷權利的利益集團，它的理想主義色彩早已喪失殆盡，幹部的選拔又是逆向淘汰，致使現今中共國安部門的水準早已變得大不如前。從這次偽造的臺灣國安局和軍情局的「密件」的拙劣水準即可證明此點。

《中國時報》所透露的密件內容中有所謂支助海外民運的政策目標，其內容如下：

一、運用民主與人權之招牌，對中國民主化與人權議題形塑國際壓力。

二、運用臺灣民主運動及民進黨發展之經驗，籌組並扶植中國海外反對黨。

三、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親友之關係，拓展我情搜網路，發展組織，併進行情報蒐集（早期透過華僑或是大陸撤退來臺人員關係進行布建情搜網路之工作，目前都已面臨老成凋零之困境

前兩條內容與民運公開宣示的策略和目標完全吻合，即便是公開的合作聲明，只要去掉「招牌」二字即可照用不誤。然而「招牌」的說法則明顯帶有中共話語的特點。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打著某某「招牌」的意思等同於挂羊頭賣狗肉。像中共就總是打著維護穩定的「招牌」拒絕政治改革，延續一黨專制。中共從自己的陰暗心理出發，一貫宣傳陳水匾搞民主是假，搞台獨才是真，編造「密件」的目的就是要敗壞民運和臺灣執政當局的聲譽，如果只說用民主人權對中共施壓則反倒張顯出民運的正義性，只有把它說成是「招牌」才能與平日的宣傳對上口徑。而臺灣的民進黨人總不至於自認為他們搞的民主人權是假的，是作秀吧？臺灣民主人權的進步是被舉世公認，和平轉型的方式已成為全球民主化的楷模。實實在在做了的事情又何必只當作「招牌」來用呢？當然筆者並不清楚臺灣人對「招牌」的理解是否與大陸人完全相同。如果在臺灣人的理解中，「招牌」二字的意思和海外中餐館的「招牌菜」中的招牌二字同義，以上的分析就全部無效。反之，如果理解相同，則僅憑「招牌」二字就可斷定「密件」為中共國安偽造。此「密件」對民運的殺傷力主要體現在利用民運收集情報的第三條。而恰恰正是這第三條，使中共的狐狸尾巴徹底露了出來。這第三條編造的痕跡非常明顯。人所共知，民運人士在海外都是公開活動，所有民運活動必然會受到中共國安部門明裡暗裡的監控。有大量共特滲透到民運隊伍當中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民運人士的親友在國內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監控。在這樣一群早已受到中共國安部門高度重視的人中建立和發展「情搜網路」，難道不是有違情報工作的基本常識嗎？第三條後面括弧裡的那段話更是畫蛇添足。臺灣情治部門裡不會都是白痴，要等到原有的情搜網路都已陷入「老成凋零」的境地後，才想到要在民運中發展新的網路。前幾年遭中共處決的那兩位軍中情報高官，和最近破獲的空軍學院臺諜案不都說明臺灣情治部門早已發展出了新的情搜網路，觸角已然伸進了中共核心部門，對中共涉臺的核心機密都能及時掌握，又何來「老成凋零」之慮？「密件」提到運作時應注意的原則有以下內容：其中值得注意如下：「為我所用，由臺灣主導」；「勿同意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臺後反而從事對臺工作」；「民運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和美方對中國大陸民主工作範圍應有所區隔。

其中「養虎為患」和「民運派系分分合合」的說法又是兩處明顯的敗筆。民運中必定混有為數可觀得共諜，這一般人都瞭解的情況臺灣的專職情報部門又怎會不知？在擔心養虎為患時，首先應想到的該是共諜的乘機混入才符合常理。而臺灣情報部門比誰都清楚民運的派系有違常規的頻繁分合是共諜運作的結果，可對此卻未置一詞不是很令人奇怪嗎？密件的編造者只想到了「密件」公開後，要使一般讀者對民運產生反感，並對自身的形象加以保護，而忽略了「密件」的作者應當是自己的對手－－臺灣國安局！據本人所知，大陸的青年才俊盡被名牌院校網羅。畢業後出國的不在少數，留在國內的一部分進了官僚系統，剩下的大都去了收入較高的外資或合資企業。公安、國安系統腦盒Ｖ荒苷薪(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