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曉明：人權觀察與研究報告〔2004年第2號〕

人們普遍認為，喻華峰等《南方都市報》高層遭到整肅的原因是該報報導了孫志剛事件以及廣東的ＳＡＲＳ疫情；孫志剛事件使廣州警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評，一批警察的既得利益受到了損失；ＳＡＲＳ疫情被曝光使廣東的一些官員很難堪。

與此同時，另外幾個案件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這是劉荻案、孫大午案和杜導斌案。劉荻在被關押1年之後被免於起訴，杜導斌受到的刑罰是判3緩4、剝奪政治權利 2年；孫大午也是判3緩4。關心上述3個案件的人普遍認為，這樣的結果對於當事人是有利的。這3起涉及到政治的案件和喻華峰案的結果是不同的，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不同？

《南方都市報》的新聞報導觸犯的是官僚體系中的一些個人利益。在一個法治不完善的地方，人們會用非法手段來維護個人利益，也會用非法手段維護國家利益，人們在用非法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時會顯得更加迫不及待，因為人們是自私的。因此我們就看到了喻華峰和劉荻、孫大午、杜導斌所受到的處置是不同的。

人們在處理政治案件時，只要辦案人員不想利用案件來達到個人立功的目的，他們在辦案時一般會採取公事公辦的態度；辦案人會用原則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個人的感情會很少介入到辦案過程中。這種情形更多地會出現在起訴和審判階段，一些政治案件在起訴時常常會出現檢察院退卷的情況，一些旁觀者以為這是兩種政治勢力較量的結果，其實這只是檢察院的辦案人在公事公辦，其目的是讓公安或國安把證據梳理得更符合專業標準，這與政治毫無關係。

在喻華峰那樣的案件中則不會出現上述情況，因為一些人出於報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用法律制裁他，所以個人感情因素會介入到辦案的全過程，在這裡將很難出現公平的運作。

（《民主通訊》2004.6.25）(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