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中國《收穫》雜誌第四期上率先選載其五卷中的「童年」及「文革」兩卷內容。有批評者認為，余在文革中，可能曾擔任張春橋、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寫作組」寫手。
學者余傑兩年前曾發表《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一文，引發了輿論界對當時最暢銷的作家余秋雨「文革」身世的爭論。余傑在文章中指出，因《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而當時得令的散文家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效力的《學習與批判》雜誌，是由張春橋、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寫作組』直接管理的。」余傑並直指，由該寫作組以「石一歌」名義發表的若干「不光彩」的文章，「有許多是由這位當今散文大家一手炮製的」。
余秋雨本人，一直不承認自己曾加入過上海寫作組一事，他曾為自己在文革中角色打起官司。
據指出，《借我一生》中，對與「石一歌」主要成員朱永佳的交往，以及自己在那段時期經濟處於極度困難的窘境，還有自己確為上海寫作組所賞識的情況等，余秋雨都作出了一些交代。
上海《新聞晨報》6月18日曾引述《收穫》雜誌社副主編程永新介紹：「在談到朱永佳時，余秋雨流露其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評價體現出人性化的一面。」據報導，程永新說，「這同時也表現出他內心和思想中十分矛盾的一面。」
可圈可點的是，betway体育手机网 一期《文學報》文章指出，這部備受關注的作品被冠以「記憶文學」之名，引出不少議論。有觀點認為，它首先是一部文學作品，這就是說它不是完全以紀實為目的；其次，「記憶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
對於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角色，文化界可謂莫衷一是。有人同情余秋雨的處境，覺得中國知識份子在文革時期，事實上是有著不光彩的過去，但這是一代人的問題，不應由余一人扛上。但也有批評者指出，所謂「記憶文學」，其實就是「不一定是事實的意思」。無論如何，《借我一生》一定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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