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下午接到美國之音記者丹尼爾先生從北京的來電，丹尼爾先生希望就顧則徐先生被捕一事進行核實，並就其他一些事情採訪部分民運人士，當時因為語言的障礙通話時間很短，未進行約定。通話後天水說準備接受丹尼爾先生的採訪，並隨後給丹尼爾先生發了電子郵件，表示願意接受採訪並邀請丹尼爾先生到杭州進行採訪。
24日我和天水到杭州市區辦了一些雜事，下午6點左右回到他外甥的臨時住處，因為是平安夜，我和他喝了300克白酒，吃了點咸菜，接著就上網了，本來天水想看郵件和給朋友回信，由於進一段時間杭州網路封鎖特別厲害，根本無法打開網頁，只好通過QQ和朋友聊天，到7：30分左右杭州公安局石橋派出所3位警察敲門進入，要求查看我們身份證，在天水的要求下其中的一位警察才出示了警官證件，看完身份證後其中的一位警察就用手機通知說我們在那裡，天水問他們有什麼事，其中的一位警察說我們也不知道，等上級來了就知道了。
約15分鐘後，來了兩個人，說是杭州公安局政保處，其中一位說是杜警官，未出示證件。當時問了我們是什麼時候到杭州，為什麼到杭州，我和天水關係等問題，我和天水都說我們只是普通[朋友關係，我是來做生意的。我要求他們歸還我的證件，他們說「誰讓你在這呢，我們就只好麻煩了，你也一起到派出所」。然後天水問他們這是什麼性質的拘捕？有沒有書面東西？他們說是口頭傳訊，沒有書面東西。
我們一起被帶到了杭州公安局石橋派出所後，天水被帶到會議室，我被帶到警察辦公室，之間有來了一位警官，可能是國保支隊的，問了我一些簡單問題就走了，後來再沒人問我也不讓我走。大概到11：30左右，國保支隊杜警官過來把我的證件給我，要我自己回去，並告誡我不許說當晚的事，同時說我在杭州做不成生意，責令我盡快地、最好是第二天就離開杭州，說如果我不聽話沒好處，警察會天天到我住處查看。我問天水是否也回去，杜警官說他是肯定回不去了，也不要再問了。
我離開石橋派出所後立即和張林通了電話，告知情況。回到住處後，我就立即讓天水外甥張遠給天水送衣物和牙具，和張遠到石橋派出所後才被告知，天水已被杭州公安局國保支隊帶走，我和張遠就打的去杭州公安局，到門口後，武警不讓進，說必須要裡麵人出來帶才能進，張遠就給國保支隊打電話，他們先不承認抓人，後有說人已拘留，不在拘留所就在看守所，問他們憑什麼抓人，他們說不能講，等核實完張遠的身份後，需要時會通知的，就這樣當晚我們再未見到天水。
25日，上午我讓張遠給杭州公安局國保支隊打電話，核實天水到底在哪，如在拘留所或看守所，我們就馬上去，必須搞清人在哪和給他定的罪名。但杭州公安局國保支隊一直推三阻四不講。我就讓張遠繼續和他們纏，我回去收拾衣物，如他們不給消息，就一個一個地方跑。我回去後才發現房子已被搜查過，顯得凌亂，天水的手提電腦和兩個包還有通訊簿等已不見。我正在收拾時，張遠電話告知說天水回來了，並有兩個人跟著正在去我和天水的住處。當時時間約10：15。天水回房後即有兩位警察一直跟著，要求他快把東西收拾好回南京，天水收拾好衣物後，他們就把他帶上車，有四位優秀「保鏢」「護送」回南京。我也在當天被迫離開杭州。
和天水朝夕相處的時間裏,我認為他是一位誠實友善，意志堅定，做事謹慎的優秀的民運人士。他不可能、也無法有任何的違法行為。此次抓他，完全是當局欲加之罪的又一次體現。在這段時間，我充分感受了當局對民運人士實施的種種違反人權的做法：一是電話監聽，無論你怎樣換號，當局都會很快就知道。你的所有通話都會被竊聽，根本毫無隱私；二是行蹤被跟蹤監控，你的一舉一動都是透明的；三是網路封鎖，讓你和外界很難聯繫或將你的很多時間和精力、物力消耗在如何突破封鎖上；四是經濟封鎖，不讓你和可能資助你的親友做成稍大點的生意和掙高薪，讓你每天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生存上；五是感情封鎖，運用政治和經濟手段，阻止親友接近你，使你在感情上長期孤立寂寞。
我非常敬佩天水兄，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壓力，我決不會離開這樣優秀的兄長，我真誠的希望善良正直的人們，給天水等這樣無私為民運事業犧牲一切的人，給予更多的關心和支持，謝謝所有關心和支持民運的人們，向所有從事民運事業的人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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