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正:論與專制政權徹底決裂意識

一、人類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人類的歷史，也具有這兩種現象。這兩種現象的關係與結構，非常類似宇宙的物理現象，它成為改變人類歷史的原因，也成為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

以人類的民主文化為例，它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例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全球化潮流等，都是促成人類民主化歷史的必然性力量，不論人類怎麼樣抗拒，這個大潮流，它都無法改變人類全球民主化的歷史必然性。

人類民主文化，也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例如，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中國國民革命等，都是由無數的偶然因素，所產生的歷史結果，這些偶然因素，包括無數的人文、社會、時代環境等因素，只要其中一個因素改變，那麼這些歷史事件的面貌，可能會延後或改寫。

從人類文明長久醞釀的發過程而言，人類的歷史事件，具有必然性；從人類文明的個別事件發生現象而言，人類的歷史事件，具有偶然性。換言之，所謂的人類歷史的必然性，其中包含了許多歷史偶然事件；所謂的人類歷史的偶然性，其中也包含了歷史必然性的動力。

二、人類的自由意志與歷史抉擇

從人文的觀點，來思考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它具有一個客觀的聯繫關係，那就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它可以改變人類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使它呈現不同的發展方式與形態。

這種人民的自由意志，就像《聖經》中伊甸園的故事，人類吃了智慧的果實之後，他便具有了判別的能力，也具有了自由的意志。自此之後，愛與恨、善與惡、正義與不義、幸福與苦難，便永遠成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宿命。

這種人民的自由意志，也代表人類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之下，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心靈需求。換言之，這種人民的自由意志，與人類的心靈需求，具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人類的心靈需求，具有兩種潛在的前提條件，第一種為特定的時空環境條件，它包含人種、文化形態、理念價值、器物文明、社會階級、政治制度、經濟分配關係、教育內涵結構、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生產力等。第二種為先知的啟發或號召，當人類面臨了，特定的時空環境狀況與問題時，人類基於生存與發展的形式，通常會面臨許多迷惘與抉擇，那些較聰明的先知，他們會根據時代的需要，提出一些看法，作為一種思考的指標，幫助人類進行未來命運的抉擇。

這種人類心靈的需求，會激發人民的自由意志。人民的自由意志，在面對人類歷史大潮流與變革時，具有三種不同的選擇形式，第一種是文明的傳統派，第二種是文明的改良派，第三種是革命派。

所謂的傳統派，是指以優良的傳統方式，來解決歷史問題。所謂的改良派，是指以改良傳統的方式，來解決歷史問題。所謂的革命派，是指以打破傳統的方式，來解決歷史問題。這三種方式，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中，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由於人類人性，具有善與惡的兩元特質，因此上述三種不同的選擇形式，也會呈現出善與惡的不同結果。換言之，人性的兩元特質，將會決定上述三種不同選擇形式，它的最終內涵與結果。

然而，人類文明從文藝復興後，開啟了人文主義；啟蒙運動時，學者主張人的自然平等，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基本權利與尊嚴，而且不能被剝奪。這兩個運動，都受到《聖經》與基督教文明的影響，它最大的意義，在於將基督教的神權思想，導入世俗化的人道理念，這些人道理念，主要以《聖經》中的理念為基礎，例如愛、正義、平等、自由等價值觀，這些價值觀，促成了人類民主與人權的概念。

在這兩波文明運動之下，導致各種民主化的潮流，例如1689年英國的光榮革命，英國發布《權利宣言》，確立了英國議會制、議會選舉制、市民權利、自由言論權、獨立司法權；1775年美國宣布獨立，1776年簽署了《獨立宣言》，其中闡述了人人生而平等，人民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等；1789年法國大革命，確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公民權、制定新憲法與主權在民的概念，議會發表了《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

自從上述的民主化潮流出現後，使人類對傳統的政體，有了新的抉擇，人類面臨了選擇專制或民主政體的問題。

三、論專制主義下的妥協意識與不妥協意識

中國的古代政治的歷史，也有不妥協的意識。例如，屬於政見與權力的抗爭，或者屬於保衛或擁護政權的抗爭，前者如屈原、東林黨、王安石、譚嗣同等，後者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王國維等。上述兩種不妥協的抗爭意識，都是屬於維護專制政權的行為。

至於中國民間的不妥協意識，可以元朝關漢卿的《竇娥冤》劇為代表，竇娥是中國專制體制下的受害者，她被誣害致死，最後化成了鬼魂，向人間控訴冤屈，最後得到了平反。這幕戲，成為中國民間不妥協意識的典型代表。

中國人的命運，就像竇娥一樣，在專制文明之下，受到不公不義的對待，但是中國人，如同竇娥一樣，從來不敢公然跟這個專制政權對抗，也不敢公然向專制政權的合法性挑戰，而是不斷地要求懲治貪官污吏，或要求平反。

這幕戲，有一個重大的結構性命題，竇娥並沒有在現實生活當中，得到平反，而是死亡之後，變成了鬼魂，借由鬼魂的哭訴，才得到後人的平反。這種故事結構，代表了中國人在現實中無法抗爭的絕望，只能在超現實的世界中，尋求精神上的自衛與補償。

此外，這部劇又名《六月雪》，因為竇娥被處斬的時候，正好是六月，天空飄著如淚的雪，六月雪已成為中國人冤屈與苦難的具體象徵。歷史竟然如此地巧合，1989年的六四民運，也在六月，難道六四也是一場《竇娥冤》的劇？

中國人不應該再接受《竇娥冤》的劇本了，中國人應該走另外一條路，那就是對不公不義永恆的對抗，對專制政權徹底的決裂，對一黨專政政權徹底的唾棄。中國人需要在靈魂之中，徹底拔除恐懼，徹底消滅妥協意識，徹底擺脫容忍意識。

在人類歷史大是大非的重要時刻，中國人不能夠再表現，那種莫名其妙的中庸態度了，那是一種殘忍的鄉願，那是一種漠視人間苦難的行為，也是一種容忍社會不公不義的做法。如果人類不敢向邪惡抗爭，不敢向黑暗挑戰，不敢為自由而奮鬥，不敢為正義而犧牲，那麼人類的靈魂，只能永遠沉淪在黑暗的宇宙之中，這就是過去與現在中國人的命運。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事實而論，一個文明要從專制形態，過渡到現代民主憲政，最快的形式，是革命的方式，而不是傳統派或改良派的方式。

以21世紀民主的理念與潮流而論，前者可以快速引進，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理念，而後兩者，卻無法有效擺脫，專制文明的魔咒，也無法有效引進，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理念。專制文明，絕對無法容忍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價值，現代民主憲政與專制文明，具有不相容的特質，很難透過和平演變的方式，來轉化專制文明，使它成為民主憲政的文明。

因此凡是以傳統派或改良派，為現代政治改革的方式，最後終不免淪為失敗的命運，這就是20世紀，中國文明追求民主憲政失敗的原因，因為大部分的知識份子與人民，都是以與專制妥協的方式，來推動民主憲政。即使是1989年的民運，也是在妥協主義的意識下，屈服了。

妥協與不妥協意識的差別，就在於其結果，前者是中國的六四民運，後者是蘇聯解體與美國獨立的原因。歷史十分殘酷，非常無情，如果人類歷史定位錯了，或立場偏離了，其結果可能就是那種可憐的失敗或毀滅命運。

換言之，在專制國家，凡是企圖以妥協意識，來追求或推動民主憲政者，這種做法，有可能被專制的力量所擊潰，專制的力量，包括殘忍的謊言與暴力，這種力量，專門對付大多(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