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章寶:由於現代教育從精英化轉向平民化的價值取向，女研究生這種群體還在不斷增長，因此，這一問題是一種成長性問題。就目前而言，這部分女研究生在婚姻市場這個意義
上，已經成為「高知弱勢群體」。這種可察的端倪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最終會形成「學得好，不如嫁得好」依附性的認識，從而造成女性對個人努力的失望和放棄，直接侵蝕現代社會艱難培養起來的男女平等的價值理念，最終形成現代社會的男女不平等的重返。
《新週刊》:這種弱勢地位和高等教育體制應該有關？
余章寶:一方面，從總體上看，我們的男女比例已經達到了比較嚴重的失調的狀況;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中出現了另一種男女比例失調的現象，我稱之為「性別逆向失調」。上世紀90年代中期，特別是獨生子女這一代，進入高等學校的女生開始比例高於男生。不要說文科是女性比男性多的傳統的學科，就是在那些原先很少女生的數學系、物理系，也會出現女生比男生多。在這以前，一方面本科階段的女性本身少於男性，同時，真正參加考研的女生也少。近幾年，本科生中的女性激增，同時考入研究生的女生比例一直持續增長，很多學科的女生已經超過男生。女研究生婚嫁問題也就是在幾年內才出現的。如果說教育制度是一把尺子或篩子，那麼，通過這個篩子篩出來的是一個男女失調的結果，只能說明我們的教育體制存在問題。這需要教育學家進行研究。
《新週刊》:一般男性擇偶也不大願意找學歷高的女性。
余章寶:如果說，教育體製造成了高等學歷教育中出現了男女比例逆向失調，從而在客觀上增加了高學歷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供給的話，那麼，傳統的擇偶觀念則是造成女研究生婚姻問題的主觀上的原因，並且，作為一種現實的力量，加重和放大了前者。雖然在顯性的社會建制方面，我們都認同男女平等，並且，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基本實現了男女平等。但是，真正主導著我們的行為方式和選擇的則是深層的隱性的文化觀念。因為浸淫在我們血液之中的擇偶文化仍然是傳統的那種不平等的觀念。這種不平等的文化觀念的核心就是「男強女弱」的觀念，以及與此密切相聯繫的是「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正是這種不平等的文化觀念規定了我們的擇偶標準和角色期待。
《新週刊》:這不只是男性的問題，因為學歷高的女研究生在擇偶時眼界也很高。
余章寶:一方面，女研究生們更希望自己配偶的學歷至少不會低於她們；另一方面，男性更希望女性在學歷上至少不要高於他。這是一個硬幣中的兩面，都是相同不平等的擇偶觀念在男女性別中的不同分配形式。這種觀念造成的後果也是雙重的，一方面，女研究生人為地提高了自己的擇偶門檻，即在原來的身高、財富、地位等標準上增加了學歷門檻，從而畫地為牢，形成了婚姻市場上的進入壁壘，使得擇偶範圍變得更為窄小。
《新週刊》:解決這種難題可能嗎？
余章寶:正是因為形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重的，解決這個問題既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也是長期的過程。我以為最核心的是要改變我們過去那種「男強女弱」的擇偶觀念。顯然，女研究生婚姻問題是顯性社會變遷與隱性文化觀念變遷之間存在著某種裂痕的症候。現代化僅僅是顯性社會建制的現代化肯定是不夠的，文化觀念與現代社會變遷相匹配地同步變遷，即要從深層的文化心理上消除男女不平等的擇偶觀念。
一方面，男性不要對高學歷女性有心理壓力，同時，女研究生也不要把對方的學歷作為擇偶中的一項權重。高知女性也要面對現實進行反思，生活與工作畢竟是兩種不同的領域，有著不同的標準。工作中的優勢並不一定構成生活中的優勢。前不久，媒體上報導一個女博士生徵婚時謊稱是本科學歷的事件。僅僅從這位女博士生徵婚時隱瞞自己的學歷來看，確實反映了這個群體無奈，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位女博士不以高學歷作為擇偶的門檻，在觀念上是一種進步。
(余章寶，哲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現為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從事經濟學、政治哲學、公共政策和非政府組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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