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借反日來杯葛安理會改革

何為鬧劇？深圳、廣州、北京及其他內地的城市中，搖旗吶喊的憤青們在警方的呵護下，打出漂亮的橫幅，上面寫著中英文雙語（給誰看呢？），用雞蛋（中國農民抗議時，捨不得扔雞蛋，他們用的是自己的血肉之軀。）砸日本使館，「極為憤怒」的民眾並不焚燒警車，他們焚燒日本國旗。接著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中國部分群眾，由於不滿日方近來在對其侵略歷史等問題上的錯誤處理態度和做法，自發地舉行了示威抗議活動。」這種自導自演的拙劣猴戲，令人尷尬，令人哭笑不得。緊接著，北京表明瞭態度：支持德國、不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理由是日本「還未做好準備」（not ready），意指日本對二戰的罪責沒有認罪道歉，亞洲（特別是中國）人民的情感還受到傷害。

本來政治就是做秀，但是中共政權特別精於此道的原因在於，它真真假假，魚目混珠，它似是而非，聲東擊西。中日之間的恩怨說長有幾百年，說短也有一個半世紀。國人對日本的怨恨實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中共政權應負很大一部分責任。但掌權者深知，民間對日本的仇恨是一股資源，可資利用。反正中共愚弄「民意」積數十年經驗，收收放放全看政治需要。

中國人深度的民族自卑感，一方面源自於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中，所受到的屈辱，一方面來自於長期在（國、共雙方）政府威權的威懾和壓力下，沒有自由的思想和言論空間，一股怨氣沉澱成為頑固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於蔣介石唯唯諾諾的「以德報怨」，毛澤東的「感謝日本當我們的反面教材」，周恩來和田中榮角握手言歡，要「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凡此種種跨過人民頭上，去做雙方政治交易的行為，加速了民怨民憤的堆砌。中日戰爭中死去的上千萬平民和損失的財產，不僅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連個紀念碑和紀念館都沒有，九一八、南京大屠殺、七七事變、抗戰勝利這些同胞以血肉和恥辱刻鑄的日子，不論在臺灣還是大陸都沒有官方的紀念活動，民間自發的活動往往被壓制下去。相反地，每年8月，日本甚至世界各地都在紀念死於廣島、長崎原子彈的日本人民。這樣是非顛倒的事理，是上世紀國共鬥爭、兩邊政府皆挾東洋人以自重的後果。這是孕育中國人肚子裡那股怨氣和冤氣的第一個原因。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德國總理布蘭德在華沙猶太人紀念公墓下跪，德國每任總理、總統在紀念日時，都沉痛地為納粹罪行懺悔道歉；日本歷屆首相卻到紀念供有戰犯神位和二戰時的戰爭神物 – 炮艇、炮臺的靖國神社去拜祭。戰後德國賠償了猶太人十幾億的生命和財產損失，直到今天這種對死難家屬的賠償還在繼續；日本方面賠償過什麼？德國許多城市都有紀念館和警世碑，記錄納粹在當地城市所犯下的罪行和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日本不但沒有這種紀念館，反而在長崎有個紀念「原爆」的所謂「和平紀念館」。筆者去參觀時，驚異地發覺裡面全是受害者的慘狀的照片和說明文字，對於日本是戰爭的禍首以及長崎當年有日本首屈一指的軍工廠的事，隻字不提。德國社會直到今天，不僅在教科書裡，在平面媒體和影視媒體裡從未間斷過教育下一代的德國人，要對歷史負責，對祖輩、父輩曾是納粹的追隨者而感到羞恥和負罪。如果一個德國人在公開場合說；「奧茲維辛是謊言」，他就會吃上官司。相形之下，日本抵賴罪責、隱瞞歷史、篡改教科書，並且拒不道歉。這是孕育中國人怒氣和怨氣的原因之二。

應當說德國在進行戰後反思和懺悔作得相當深入，這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裡的原罪觀念，衍生出來一種人對神的謙卑和認罪的意識，加上德意志民族的認真和理性，戰後西德朝野和社會及每個家庭，普遍都對法西斯罪行進行了反省。另一方面，歐洲的社會加上以色列和美國也始終擔任著對德國（由於統一之前，東德一直在閉關自守的社會主義陣營之內，所以西德幾乎獨力承擔了這個沈重的歷史包袱。）進行道德譴責和法律監督的任務，數十年來還不斷有匿藏在天涯海角的昔日納粹軍官被追捕到案。戰後西方的文學和藝術，很大部分都是以法西斯罪行對人性的挑戰為主題的。西方文明對罪與罰的界定分明，毫不含糊。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的布蘭德總理，二戰期間一直在北歐（主要在瑞典）流亡，並且參加北歐的軍隊，跟納粹作戰。他可是位清清白白、手上沒有沾過任何猶太人血的德國人。即便如此，他當德國總理期間，還有一個法國女子衝到他面前，當著媒體給他一記耳光，用這種羞辱西德元首的方式來安慰死去猶太人的靈魂。這樣的事，在東方文化中是不可思議的。

同樣發源自儒家文化的日本，拒不承認歷史的罪責。戰敗的日本，不僅在軍事上敗北，以日本天皇為代表的軍國主義思想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沙文主義也全面崩潰。筆者認為美國力主保留天皇地位和體制，是最大的敗筆。由於天皇是神，因此他的子民相信他應當是完美的，他不可能是戰犯或元凶， 那麼他必然不會、也不可能承認自己的罪。這樣日本對亞洲人民欠下的巨大的血債，就死也得賴了。從這個意義上看，日本尚未走出歷史的陰影，並且為此，跟亞洲鄰國的關係不會有真正的和諧和交融。

但是從現實的意義看，日本又有它另外的一面。日本戰後重建很快，並且在美國的協助下，平穩地步入民主國家陣營，成為一個經濟強國，並擔負起對國際社會財政上的分擔責任和維和義務。日本的政治和大企業緊密結合，在面對國際市場時，特別具有進攻性。這種模式對亞洲四小龍的其他國家如臺灣、南韓、新加坡都有很大的啟發和仿效價值。日本的強勢經濟不僅帶動和刺激了亞洲各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繁榮，也對世界經濟的整體發展具有很大的貢獻。日本人的榮譽和自尊感似乎比其他亞裔人都強烈，往往可以看到，當政府的官員或大公司的負責人犯了錯誤，使得眾多人受害時，這些大人物們都謙卑地、虔誠地、畢恭畢敬地向公眾界頻頻鞠躬到地，道歉請罪，一副恨不得一死以謝天下的模樣。這種當官的美德真是值得大力推廣，第一個應當向他們看齊的，就是中共的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惡霸官僚。

中國人往往忽視了小小日本對中國近代以來，擺脫帝制，接觸和吸收西方文明與科學，發揮了極大的中介作用，提供了難以度量的有形無形的協助。十九世紀以降，日本開始面向並接受西方文明，大和民族的特點在於他們的敬業、細緻，好奇而善於模仿，他們沒有漢民族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包袱。日本於現代化的早期，就開始大量地、系統地翻譯西方的文史哲、科學、藝術和醫學的著作。中國當時所謂的「西學東漸」，往往是通過日本的轉手之後才傳到中國。單從白話文中的許多現代科學、醫學名詞來看， 很大數量都是從日文照搬或轉譯過來的。

今日人口爆炸的中國，厲行一胎化人口政策二十年來，造成人口老化、性別失調、溺嬰棄嬰、拐賣婦女、墮胎結紮燈種種社會畸形現象和大量違反人性、侵犯人權的事件。人多地少的日本，環境優雅整潔，人民富裕有教養，整個社會井井有條，犯罪率極低，這些都很值得中國借鑒思考。對中國而言，日本不僅是一個尋常的地緣政治上的重要鄰國，它既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參照係數，又是一面中國可以反躬自省的鏡子。此外，日本接納了數十萬投奔過去的魚龍混雜的中國留學生和偷渡者，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家園。設想，日本人現在也開用同樣的低劣手段來對付華人，毆打、羞辱他們，那將出現什麼局面？何況寄日籬下的華人中，很多是作姦犯科、走私賣淫的。日方完全有理由對他們嚴厲執法，但是人家卻寬容以待。

北京政府導演的反日鬧劇為何此時上演，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很長時間以來，聯合國就醞釀安理會的改革，目前有兩種方案：A.在原來的5個常任理事國中增加6個常任和3個非常任理事國。日本、德國、印度、巴西和兩個非洲大國是呼聲最高的候選者。B.增加8個半常任理事國，任期4年。目前看來，第一方案是比較成熟的。但是現在中國突然對日本改變態度，只支持其他三國，反對日本。而美國是堅決支持日本的。到底這背後還有什麼文章？巴基斯坦在加足馬力反對印度，可以想見北京也很樂意見到小兄弟的鼓噪。中印之間結下的宿怨具有地緣上的因素，真正解開不容易，而美國也是極力支持印度的，如果常委會中增加了日本和印度這兩個美國的堅定盟友，中國這個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什麼戲可唱？北京放話支持德國，施羅德總理立即到議會中去再度呼籲解除歐盟對華武器禁運，遭到噓聲四起。筆者認為中國政府最近裡外玩弄的一些手段都是虛張聲勢，骨子裡對於安理會的改革並沒有興趣，但是礙於臉面，不能表示。發動群眾運動反日，在國內籠絡了民心得了分兒；支持德國，拉到一個歐盟的反禁運傳聲筒；在印度表示支持，又多得了個人情。在國際上擺出義正嚴詞的姿態，表示反日的是中國民意，不是政府。如此，在幾方面都撈到好處， 卻又漂亮地杯葛了安理會的改革方案。

德國漢學家（Harro von Senger）把孫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計早譯成德文，並大加闡述，據說科爾總理已經熟讀了，施羅德顯然還得補課。安南秘書長也不妨參考參考這三十六計，否則挖空心思的改革方案，醞釀多時，最後對陣孫子的子子孫孫，臨來還是水中撈月一場空。

──《觀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