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闹剧？深圳、广州、北京及其他内地的城市中，摇旗呐喊的愤青们在警方的呵护下，打出漂亮的横幅，上面写着中英文双语（给谁看呢？），用鸡蛋（中国农民抗议时，舍不得扔鸡蛋，他们用的是自己的血肉之躯。）砸日本使馆，“极为愤怒”的民众并不焚烧警车，他们焚烧日本国旗。接着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处理态度和做法，自发地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这种自导自演的拙劣猴戏，令人尴尬，令人哭笑不得。紧接着，北京表明了态度：支持德国、不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理由是日本“还未做好准备”（not ready），意指日本对二战的罪责没有认罪道歉，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情感还受到伤害。
本来政治就是做秀，但是中共政权特别精于此道的原因在于，它真真假假，鱼目混珠，它似是而非，声东击西。中日之间的恩怨说长有几百年，说短也有一个半世纪。国人对日本的怨恨实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中共政权应负很大一部份责任。但掌权者深知，民间对日本的仇恨是一股资源，可资利用。反正中共愚弄“民意”积数十年经验，收收放放全看政治需要。
中国人深度的民族自卑感，一方面源自于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中，所受到的屈辱，一方面来自于长期在（国、共双方）政府威权的威慑和压力下，没有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空间，一股怨气沉淀成为顽固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蒋介石唯唯诺诺的“以德报怨”，毛泽东的“感谢日本当我们的反面教材”，周恩来和田中荣角握手言欢，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凡此种种跨过人民头上，去做双方政治交易的行为，加速了民怨民愤的堆砌。中日战争中死去的上千万平民和损失的财产，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连个纪念碑和纪念馆都没有，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抗战胜利这些同胞以血肉和耻辱刻铸的日子，不论在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官方的纪念活动，民间自发的活动往往被压制下去。相反地，每年8月，日本甚至世界各地都在纪念死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的日本人民。这样是非颠倒的事理，是上世纪国共斗争、两边政府皆挟东洋人以自重的后果。这是孕育中国人肚子里那股怨气和冤气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德国总理布兰德在华沙犹太人纪念公墓下跪，德国每任总理、总统在纪念日时，都沉痛地为纳粹罪行忏悔道歉；日本历届首相却到纪念供有战犯神位和二战时的战争神物 – 炮艇、炮台的靖国神社去拜祭。战后德国赔偿了犹太人十几亿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直到今天这种对死难家属的赔偿还在继续；日本方面赔偿过什么？德国许多城市都有纪念馆和警世碑，记录纳粹在当地城市所犯下的罪行和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日本不但没有这种纪念馆，反而在长崎有个纪念“原爆”的所谓“和平纪念馆”。笔者去参观时，惊异地发觉里面全是受害者的惨状的照片和说明文字，对于日本是战争的祸首以及长崎当年有日本首屈一指的军工厂的事，只字不提。德国社会直到今天，不仅在教科书里，在平面媒体和影视媒体里从未间断过教育下一代的德国人，要对历史负责，对祖辈、父辈曾是纳粹的追随者而感到羞耻和负罪。如果一个德国人在公开场合说；“奥兹维辛是谎言”，他就会吃上官司。相形之下，日本抵赖罪责、隐瞒历史、篡改教科书，并且拒不道歉。这是孕育中国人怒气和怨气的原因之二。
应当说德国在进行战后反思和忏悔作得相当深入，这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文化里的原罪观念，衍生出来一种人对神的谦卑和认罪的意识，加上德意志民族的认真和理性，战后西德朝野和社会及每个家庭，普遍都对法西斯罪行进行了反省。另一方面，欧洲的社会加上以色列和美国也始终担任着对德国（由于统一之前，东德一直在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所以西德几乎独力承担了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进行道德谴责和法律监督的任务，数十年来还不断有匿藏在天涯海角的昔日纳粹军官被追捕到案。战后西方的文学和艺术，很大部分都是以法西斯罪行对人性的挑战为主题的。西方文明对罪与罚的界定分明，毫不含糊。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布兰德总理，二战期间一直在北欧（主要在瑞典）流亡，并且参加北欧的军队，跟纳粹作战。他可是位清清白白、手上没有沾过任何犹太人血的德国人。即便如此，他当德国总理期间，还有一个法国女子冲到他面前，当着媒体给他一记耳光，用这种羞辱西德元首的方式来安慰死去犹太人的灵魂。这样的事，在东方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发源自儒家文化的日本，拒不承认历史的罪责。战败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败北，以日本天皇为代表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沙文主义也全面崩溃。笔者认为美国力主保留天皇地位和体制，是最大的败笔。由于天皇是神，因此他的子民相信他应当是完美的，他不可能是战犯或元凶， 那么他必然不会、也不可能承认自己的罪。这样日本对亚洲人民欠下的巨大的血债，就死也得赖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尚未走出历史的阴影，并且为此，跟亚洲邻国的关系不会有真正的和谐和交融。
但是从现实的意义看，日本又有它另外的一面。日本战后重建很快，并且在美国的协助下，平稳地步入民主国家阵营，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并担负起对国际社会财政上的分担责任和维和义务。日本的政治和大企业紧密结合，在面对国际市场时，特别具有进攻性。这种模式对亚洲四小龙的其他国家如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很大的启发和仿效价值。日本的强势经济不仅带动和刺激了亚洲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繁荣，也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很大的贡献。日本人的荣誉和自尊感似乎比其他亚裔人都强烈，往往可以看到，当政府的官员或大公司的负责人犯了错误，使得众多人受害时，这些大人物们都谦卑地、虔诚地、毕恭毕敬地向公众界频频鞠躬到地，道歉请罪，一副恨不得一死以谢天下的模样。这种当官的美德真是值得大力推广，第一个应当向他们看齐的，就是中共的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官僚。
中国人往往忽视了小小日本对中国近代以来，摆脱帝制，接触和吸收西方文明与科学，发挥了极大的中介作用，提供了难以度量的有形无形的协助。十九世纪以降，日本开始面向并接受西方文明，大和民族的特点在于他们的敬业、细致，好奇而善于模仿，他们没有汉民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包袱。日本于现代化的早期，就开始大量地、系统地翻译西方的文史哲、科学、艺术和医学的著作。中国当时所谓的“西学东渐”，往往是通过日本的转手之后才传到中国。单从白话文中的许多现代科学、医学名词来看， 很大数量都是从日文照搬或转译过来的。
今日人口爆炸的中国，厉行一胎化人口政策二十年来，造成人口老化、性别失调、溺婴弃婴、拐卖妇女、堕胎结扎灯种种社会畸形现象和大量违反人性、侵犯人权的事件。人多地少的日本，环境优雅整洁，人民富裕有教养，整个社会井井有条，犯罪率极低，这些都很值得中国借鉴思考。对中国而言，日本不仅是一个寻常的地缘政治上的重要邻国，它既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数，又是一面中国可以反躬自省的镜子。此外，日本接纳了数十万投奔过去的鱼龙混杂的中国留学生和偷渡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家园。设想，日本人现在也开用同样的低劣手段来对付华人，殴打、羞辱他们，那将出现什么局面？何况寄日篱下的华人中，很多是作奸犯科、走私卖淫的。日方完全有理由对他们严厉执法，但是人家却宽容以待。
北京政府导演的反日闹剧为何此时上演，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很长时间以来，联合国就酝酿安理会的改革，目前有两种方案：A.在原来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增加6个常任和3个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和两个非洲大国是呼声最高的候选者。B.增加8个半常任理事国，任期4年。目前看来，第一方案是比较成熟的。但是现在中国突然对日本改变态度，只支持其他三国，反对日本。而美国是坚决支持日本的。到底这背后还有什么文章？巴基斯坦在加足马力反对印度，可以想见北京也很乐意见到小兄弟的鼓噪。中印之间结下的宿怨具有地缘上的因素，真正解开不容易，而美国也是极力支持印度的，如果常委会中增加了日本和印度这两个美国的坚定盟友，中国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什么戏可唱？北京放话支持德国，施罗德总理立即到议会中去再度呼吁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遭到嘘声四起。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最近里外玩弄的一些手段都是虚张声势，骨子里对于安理会的改革并没有兴趣，但是碍于脸面，不能表示。发动群众运动反日，在国内笼络了民心得了分儿；支持德国，拉到一个欧盟的反禁运传声筒；在印度表示支持，又多得了个人情。在国际上摆出义正严词的姿态，表示反日的是中国民意，不是政府。如此，在几方面都捞到好处， 却又漂亮地杯葛了安理会的改革方案。
德国汉学家（Harro von Senger）把孙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计早译成德文，并大加阐述，据说科尔总理已经熟读了，施罗德显然还得补课。安南秘书长也不妨参考参考这三十六计，否则挖空心思的改革方案，酝酿多时，最后对阵孙子的子子孙孙，临来还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观察》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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