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左聯五烈士（3）

　　我們辨識的第三個結論，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不僅給予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種種自由，而且還給予了他們「批判和鬥爭」其他文學的完全自由。

　　當代的中國新文學史家們對此倒是羞羞答答地說過：「……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時，他們模糊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革命的界限，將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都一概當作革命對象，聲稱『拜金主義派的群小是我們當前的敵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號，把『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產階級文學而予以否定，認為對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作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他們首先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魯迅……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 』……」16

　　雖然，曾被他們指罵為「二重反革命」的魯迅，在中共已經意識到彼時非但不能得罪，而且還必須團結、尊重，甚至必須「利用」之後，中共的文化人們不僅立即收回了他們的投槍，而且立即把魯迅捧上了中共左翼作家旗手的寶座。於是，一邊在國民政府領著三百塊大洋月薪的旗手，一邊也就原諒了那些曾向他投槍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甚至說：「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17

　　好一個「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幸運的是，魯迅本人無命熬到「蘇維埃的政權之下」，但是，那些所有熬到了「蘇維埃政權之下」的中國文學家、文化人，甚至包括中共自己的文化打手們，又有幾人沒有被那個「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整治得死去活來，其中無數被這種方法送掉了性命的，竟已經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永遠無以治癒的傷痛，早就「血濺文史」了！

　　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以「製造階級鬥爭」和「製造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來奪取政權和保衛政權的，所以，哪怕你並沒有想做他的敵人，他也會尋找出敵人和製造出敵人來，以便製造階級鬥爭，更使之尖銳化。

　　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這些敵人很容易就被他們找到了。而這個敵人，就是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正在遭遇蘇聯的公開侵略和顛覆，並正在遭遇著日本帝國就要大舉侵略中國的威脅之時，由執政的國民黨或曰親國民黨的文人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文學」。而他們的主要文學理論便是：「藝術和文學是屬於某一個民族的，為了某一個民族、並由某一個民族產生的。其目的，不僅在表現那所屬民族底民間思想，民間宗教，及民族的情趣，同時在排除一切阻礙民族進展的思想。因之，民族主義的文藝，不僅在表現那已經形成的民族意識，同時並創造那民族的新生命。」

　　於是，號稱「沒有祖國」，呼叫「只有蘇聯才是我們的祖國」，而且在蘇聯侵略者已經武裝佔據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居然還要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要發起全國暴動來「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共及其無產階級文學家們，對於這個「文質彬彬」的民族主義文學主張，自然是「怒火中燒」。於是，他們立即便將一頂「法西斯主義文學」的帽子扣到了民族主義文學的頭上，而指責「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的魯迅，竟然用盡了「辱罵和恐嚇」，來辱罵和恐嚇民族主義文學的提倡者，是「文化流氓」，是「洋大人的寵兒」，不，是「寵犬」，直至指責那些主張民族主義文學者，都是「上海灘上沉沉浮浮的流屍」。18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豈止是輕而易舉地就找到了親國民黨、愛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學」這樣一個敵人，並將他們辱罵得灰頭土臉，鬥爭得體無完膚，而且，早已被歷史證明了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絕不容忍其它任何一種文學存在的專制本能，更使得他們對與自己有著不同觀點的「新月派」和其它文學流派，大張撻伐，必置「敵」於死地而後快。於是，他們不僅將主張人性文學、反對鼓吹階級性文學的梁實秋，辱罵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將他辱罵成「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無人豢養，餓的精瘦」的「野狗」 了19

　　至於由他們自己為了擴大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影響，而製造出來的「與文學自由派和所謂第三種人的論爭」，其結局，便是在他們果然奪取了政權之後，便立即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將那些曾假扮成與他們有「不同文學見解的同志」，整治得死去活來。20

（四）

　　如果今天有人要問，為什麼三十年代的中國共產派作家，和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居然就能夠「橫行」在中國的文壇之上，想出版革命文學，就能夠出版革命的文學；想結社結夥，就能夠結社結夥；想宣傳馬列洋教，就能夠大肆宣傳馬列洋教；甚至想辱罵和恐嚇誰，就能夠辱罵和恐嚇誰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給了他們太多的自由！

　　所以，我們辨識的第四個結論，就是號稱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的中共文化人，他們所索取的絕非僅僅是文學的自由，而是對文學自由的利用，即利用這一自由，來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煽動和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甚至是公開號召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直至嘶喊要「殺光國民黨反動派」。然而，就連這樣的「自由」，「國民黨反動派」竟然也還是給了！

　　後來曾被中共文化界打成右派、更被中共文革整治得家破人亡的三十年代共產派文化人柯靈，就曾在他的回憶文章裡「得意」地說過：「…… 《明星半月刊》的文字，都與電影有關，卻又不是為電影而電影，為藝術而藝術……鋒芒所及，政治現象，社會風氣，藝術問題，凡與電影直接間接有關的，借題發揮，無所不評，無所不談……為介紹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凡當時對推動革命（按：共產革命）有重大意義者，《半月刊》曾盡其所能，任宣揚之勞……21至於這家《半月刊》所發表的「何必槍口對內」一類的漫畫，就更是為公開地擁護共產黨發動武裝叛亂和揭露國民政府「打內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欺騙作用。

　　至於共產派作家胡也頻在他的小說《到莫斯科去》中，無情地嘲諷三民主義，肉麻地歌頌馬列洋教，公開地侮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就只能令人嘆為觀止。而在所謂的五烈士中，真正有些文學才華的柔石，在他的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之中，就更是將那個社會描繪成了一個「為殘暴者把持所有」和「四周是怎樣地黑暗」的「萬惡世界」，所以，他才要「在黑暗之大神的懷中掙扎」，「要痛快地破壞這存在中的一切」。而他的這些「文學語言」，卻是在中世紀一般真正反動和黑暗中生活了五十年的幾代中國大陸作家們，死都不敢下筆的「囈語」！

　　但是，三十年代享受了太多自由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由於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全在暴動造反之間也」，所以：

　　他們筆下的文學主人翁才會這樣地想著：「第一，是喚醒民眾，深入而擴大地喚醒他們，把他們吸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成為革命的隊伍……」22

　　才會這樣地喊著：「鬥爭呀，朋友，只有無情的鬥爭，最後的勝利才是我們的……」23

　　才會這樣地叫囂著：「……因為這時代的要求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所以，「我自然是要貫徹我的主張，須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就是我們要得到大成功，我們必須經過許多小暴動，否則，要再一次將我們的全民激動起來是不可能的……」24

　　於是，五烈士中最年輕的一個，也確實是富有一定文學才華的殷夫，便用他的「無產階級革命詩歌」歌唱道：

　　我是一個叛亂的開始，
　　我也是歷史的長子，
　　我是海燕，
　　我是時代的尖刺……
　　（《血字》1929，11）
　　
　　我們的搖籃上，
　　招展著十月革命的紅旗。
　　我們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波，
　　我們的前面是世界共產主義。
　　
　　我們是資產階級的死仇敵，
　　我們是舊社會中的小暴徒，
　　……
　　我們要鬥爭，要破壞，
　　翻轉舊世界，犁尖破土，
　　奪回勞動者的山，河！
　　我們要敲碎資本家的頭顱，
　　踢破地主爺的胖肚，
　　你們悲泣吧，戰慄吧！
　　我們要唱歌，要跳舞。
　　……
　　我們的旗幟顯明：
　　斧頭鐮刀和血跡……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1930，5）

　　在這裡，無論年輕的無產階級革命詩人表現了如何真誠的信仰和如何動人的才華，然而，我們卻正是從這些號召「革命」和「仇恨」的詩句之中，聽到了「中共第一代紅衛兵」就要開始殺人的瘋狂叫囂，看到了中共從「殺人鎮反」、「殺人土改」、「殺人文革」直至「殺人六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殺人歷史畫面……而這位三十年代的中共紅衛兵詩人，為了「推翻和殺光國民黨和一切反動派」而寫下的另外一段「文學詩句」──

　　我們要把敵人殺得乾淨，
　　管他媽的帝國主義國民黨，
　　管他媽的取消主義改組派，
　　豪紳軍閥，半個也不剩……
　　（《五一歌》，1930，4，25）

　　──就更只能令所有遭遇過中共歷次殺人政治運動的幾代中國人，「聞詩而喪膽」。

　　然而，他們竟然就能夠作為「文學作品」，而公然地發表在和嘶喊在三十年代「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而這類公然用墨寫下來的要號召殺人的 「血字」，竟然就在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中，無處不遇──在胡也頻的小說《到莫斯科去》之中，那個與一位共產黨「革命家」通姦的國民黨市黨部書記徐大齊的太太，不僅立即覺醒到，「只有到莫斯科去」，才能為她那個被處決的姦夫報仇，而且她還「……立刻便覺悟了，覺得縱任把徐大齊殺死，於她，於洵白，都沒有多大益處，因為像徐大齊這般人，甚至於正在等著候補的，是怎樣地多啊。她覺得她應該去做整個鏟滅這夥人的工作，否則殺死一個又來一個，這不但勞而無功，也太費手腳了……」25

　　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倘使一旦激起了五十年來無辜死於無產階級鐵血專政下的無數冤魂，甚至是激起了他們億萬親屬的巨大覺醒，豈不是又要在我們中國的大地上，重新製造一場──
　　「今日他們的天堂，
　　明日他們的地獄，
　　今日我們的血液寫成字，
　　異日他們的淚水可入浴……」
　　 （《血字》，1929，11）
的巨大人間悲劇嗎？

（五）

　　我們辨識的第五個結論，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不僅有號召殺人的自由，而且，當他們非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而是因為參加叛亂叛族、特別是因為中共自身對他們的出賣而死之後（參見下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居然還能夠擁有對他們的悼念權、宣揚權，甚至是藉他們的死來繼續公開號召發動中國馬教共產革命的權力：

　　「五烈士」剛被處決，時已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手」的魯迅，這個只因為傳統的本能未泯，晚年的慾望太過，而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偉大作家，就敢於寫出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這樣一篇悼念文章，從此將「五烈士」「非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事實，公然製造成了 「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歷史性謊言。

　　「五烈士」死後兩個月，中共的《前哨》雜誌（後改為《文學導報》公開出版），又發表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思想家書」，魯迅更為美國的雜誌寫出了「黑暗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一文，不僅敢於公開地攻擊國民政府，而且敢於公然地欺騙世界輿論，以騙取國際間的同情。

　　「五烈士」死後不過七個月，沈從文，這個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被整整剝奪了三十餘年創作權和知名權的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竟敢於寫下長篇傳記《紀胡也頻》，而當時的《上海時報》亦膽敢自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起便開始連載了。

　　「五烈士」死後兩年，即一九三三年初，魯迅又寫出了「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再一次藉追悼「五烈士」而煽風點火。而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現代雜誌》第二卷第六期，不僅發表了這篇文章，而且「為發表這篇文章，我還編了一頁文藝畫報……向魯迅要來了一張柔石的照片，一張柔石的手跡…… 又配上了珂勒惠支的木刻畫《犧牲》……還加上了魯迅的照片……」26

　　一九三三年七月，胡也頻的同居人，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和中共左聯的書記丁玲被捕，居然能夠轟動中外，就是因為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不但無數民間的自由報刊敢於報導她的被捕，而且民間的大報《國聞週報》猶敢立即連載沈從文迅速為她寫成的長篇記實文學《記丁玲女士》。而沈從文，這位後來被共產黨的作家協會領導丁玲同志「棄之如蔽屣」的真正文學家，那時還敢於在《記丁玲女士》的跋中寫道：「一頁較新的歷史，必須要若干年輕人的血寫出的，同這個社會的種種惡劣習氣作戰，同不良制度作戰，同愚蠢作戰，他就不能吝惜精力和鮮血……」

　　我們姑且不論一九四九年之後，也就是沈從文所謂的「那一葉較新的歷史」寫成之後，成千上萬被無產階級專政無辜斬殺了性命的中國人，非但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於為他們寫下一篇悼念的文章，甚至連一句同情的話都不敢說，有的更要在冤死者的屍體前，用聲嘶力竭的批判和鬥爭，來向共產黨表達他們的無比忠心。我們單單只說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屠城當中，和在屠城後的屠殺中慘遭橫死的青年，於今已經十三年過去了，但在號稱擁有數千名大小作家的當今中國文壇上，迄今又有哪一位「新時期文學家」，敢於為其中的任何一位寫下一篇悼念與追思的文章，就不用說更有哪一家中國的報刊敢於發表這樣的一篇悼念文章了！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真正「黑暗無似」的時代，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還要在他們敘述中國新文學史的「學術著作」中，歌頌著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詆毀著 「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至於一些當代作家們，他們居然還能夠在揮灑著國中人民的血汗，於海外招搖過市之時，竟然就能厚著臉皮地嘶喊著說：「在中國的文學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自由過……」（姑隱其名）。

（六）

　　但是，歷史就是歷史。我們辨識的第六個結論，就是三十年代的「反動派國民黨」，確實也曾「限制」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自由。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國民黨中宣部就曾頒布過一個《宣傳品檢查條例》，規定對於「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鬥爭」之反動作品，要分別予以查封、查禁或究辦，違抗者加重處分。各級黨部如發現反動刊物，得請當地政府先行扣留查勘。出版物與宣傳有關者，並應送請審查。

　　一九三零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了《出版法》，規定發行新聞紙及雜誌應向政府登記，禁止出版品意圖破壞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違者，出版品得予以扣留或禁止其發行，負責人得科以罰金、徒刑或拘役……而任何出版品，凡牽涉到國家的對外事務和國民政府重大政策者，需在出版後，寄送本地國民黨黨部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各兩份云云……

　　由是，「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封閉了創造社，於一九三零年查禁書刊288種，多數為中共書刊，但中共卻改名另印，或秘密發行……」27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當真是為對付所謂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才製造了這樣的「惡例」、頒布了如此的「惡法」嗎？

（待續）

註釋：
1、這首「共產革命烈士」詩抄，原無作者，傳為左聯五烈士作。1982年經本文作者查實，原為前中共安徽省委付書記、付省長張凱帆作。1960年，張凱帆曾因親眼看見安徽盛產稻米的糧倉無為縣餓死大批農民，而開倉放糧，旋被毛在大會上公開點名為「壞人」，而身陷囹圄二十年。
2、殷夫的詩：《別了，哥哥》。
3、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一章第九二頁。
4、柯靈：「文學生涯第一步」，北京華文出版社《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柯靈卷。一九九七。
5、施螫存：《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施螫存卷。文華出版社，一九九七。
6、丁玲：《胡也頻》，北京華文出版社《東方赤子、大家叢書》丁玲卷。一九九七。
7、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卷142頁，香港平明書店出版。
8、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料稿》，中卷第132頁。臺北，中文圖書供應社出版。
9、10、11、12、13、佚名：《中國現代文學史》，《熾天使書城》網路版。
14、 施螫存：「關於魯迅的一些回憶」，北京華文出版社《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施螫存卷，一九九七。
15、同上。
16、同9。
17、魯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18、同上。
19、同上。
20、參見胡秋原和施螫存等人的文學回憶文章。
21、北京華文出版社《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柯靈卷。一九九七。
22、胡也頻：中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胡也頻小說精選》第18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9月第一版。
23、同上，第119頁。
24、同上，第114頁。
25、同上。《胡也頻小說精品》第79頁──《到莫斯科去》。
26、同14。
27、同8。
28、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轉引自《誰是新中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