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失業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社會發展要保持持續良性的局面有賴於如何有效地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就業是民生之本。緩解就業壓力關係到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問題，關係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社會公平和國家安全，因而這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更是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如果就業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將導致廣泛的社會問題，引發社會危機並直接威脅國家安全。與此緊密相關的，大學生就業無疑是我國就業大軍中的一個核心問，筆者認為目前大學生失業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問題，應該引起各方嚴密關注。儘管社會問題的判斷不乏主觀色彩，甚至它也難以完全實現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中立」和「價值無涉」，但是212萬大學畢業生中的64-7萬，今年在畢業時無法一次就業，失業率高達30%，而上海人才招聘市場上，大學畢業生給自己開出的「草標插簽」價格是1200元/月，自己交納四金，網上 7000個就業崗位招聘，引來300萬次點擊，造成網路嚴重堵塞------，還是將大學生群體就業困境作為一個顯性、普遍的社會現象直接擺在了研究者的面前，而這個現象對應的研究判斷則是，大學生就業難是否構成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問題」？

　　反對將大學生群體就業失業看成是社會問題的觀點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認為，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普及化、市場化，個人投資高等教育，個人發展能力得到提高，並承擔就業風險，完全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而中國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還遠遠低於高等教育發達的高收入國家，如果承認目前中國大學生失業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那麼不僅不利於中國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改革，同時還會招致不必要的社會壓力，影響改革方向。二是認為，目前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勞動力市場改革不徹底，市場信號存在嚴重失真問題，突出地表現在計畫體制內如政府、大學、科研機構的管理崗位基本不受勞動力市場信號導引，因此，出現大學生失業的市場信號被放大。假如，我們將反對的觀點，不以數量的民主和權威、權力的影響為標準，也同樣稱之為社會準則的話，實際上，我們進入了對社會問題探討的社會學理論層面，即社會問題概念構成的首要與基本的構成要素，按照羅伯特-默頓的解釋，社會問題判斷的基本原則是「廣泛持有的社會標準與現實的社會生活狀況之間根本不一致」。而這個廣泛標準，或者稱之為 「多數人」社會規範下的主導性共識，儘管可以提供常態社會環境下的社會問題識別的一般標準，但對於迅速轉型社會變化中的社會認知而言，有時「多數人」起作用（維持了共同生存基礎），有時「少數人」起作用（引導價值觀與社會變革），因此，就轉型社會準則判斷而言，研究方法選擇對認知觀點的反證就成為分析的起點。

　　首先，如果我們同意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的根本目的，是以發展人的能力，提高社會文明，並持續保持高等教育社會的「正溢出」功能為出發點的話，那麼反證的問題就是，在人生存與發展之間，誰是基礎？如果我們判定，生存是發展的基礎，發展的能力是手段而非目的，而當大學生群體失業已經威脅到這個群體的生存，或者說他們的生存面臨群體困境時，那麼再高的發展能力，或者說社會的潛在文明提高可能，又有是實際生活意義與社會價值呢？相反，如果年輕高知識的個人群體因為生活困境而產生強烈的社會挫折感，並導致個人行為越軌與群體反社會行為，反而因其知識能力，在深層次上更易瓦解社會的共同信仰、社會相互責任、社會凝聚力時，甚至因為這個群體的示範性和號召力而存在，同時也因為這個特殊的群體的社會述求往往選擇激烈形式時，我們就不僅必須關心大學生群體因失業而產生的「社會解組」（socialdisorganization）可能，同時我麼還要警惕社會的衝突激發與顯性化的危險。因此，不考慮發達國家充分的個人生存社會生活保障前提，不考慮社會保護政策的廣泛性與個人化，照搬西方社會大學生失業現象，並將之看成是發達社會普遍現象，憑空採用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作為標準，進行不切實際的國際化比較，並以此作為高等教育的「趕超戰略」的指導思想，不但不利於高等教育從「精英化」到「大眾化」的良性過度，不利於「供需平衡」的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同時嚴重的師資不足與教學水平下降（許多大學生在教學方式已經到了工業化、規模化生產產品的階段），還將浪費我們寶貴的社會資本，並使未來上發展能力成為今天社會的沈重負擔。

　　其次，我們來看大學生就業難，是不是一個被放大的信號？或者說，大學生群體失業是否已經構成社會學意義上的「典型社會問題」？目前另有一種觀點解釋認為，大學生就業難，是因為現成體制內，如高校、政府機關、科研機構的部分就業存量，沒有進行勞動力市場化選擇，因此導致市場就業信號失靈，以至於大學生就業難的勞動力市場信號被放大。對於這個觀點的反證，我們即使不考慮城市黨政機關幹部近幾年在年輕化、知識化的政策門檻下，在公務員的條例要求下，已經基本達到本科以上的學歷水平，單說這幾年的「知識充電」浪潮下，又有多少體制內管理人員通過「碩士課程班」拿到了比大學生更過硬的文憑？（當然也可以看成是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另一個副產品），而當這些國家購買就業崗位的實際內退年齡，已經操作在男57歲，女50歲這個層面時，我們即使還有可能，再從現有的工作崗位中下崗一批「4050」年齡，有長期工作經驗的成熟勞動力，讓大學生就業，以解燃眉之須的話，這些下崗勞動力的就業壓力還不是一樣被推向社會，而考慮到明年還有260多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2004年將有320萬大學畢業生，那麼即使不考慮財政支付壓力，報紙現有公務員規模，而這種「循環替代」的就業解決策略，將使我們社會的工作退休年齡提前到40？或者根本更低？當然，對於這個反證，一個表面看似非常令人信服的反駁理由就是，既然城市管理崗位已經出現某種程度的「崗位固化」，無法提供需求時，為什麼大學生不能主動降低對城市就業崗位的要求，下鄉，或者去西部？對於這個反駁的回答解釋非常簡單，高等教育個人投資的成本收回機會，城市遠大於農村，而今天日益擴大的地區差距和事實上的貧富懸殊，將家大西部選擇就業的機會成本。因此，當體制內替代就業只能輔助，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根本選擇時，我們就必須勇敢地承認，大學生就業難，既不是一個個體問題，也不是一個群體自身可以解決的問題，它無論從社會準則和社會現象的衝突看，還是從問題由隱性到顯性的表徵看，均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當代中國社會問題。

　　對於反對將大學生就業難看成社會問題的證偽，如果能夠給我們提供問題的識別與意識的話，我們同樣清楚，今天高度的社會分化，已經形成了極不相同的社會地位，並形成了特定的利益與價值，社會問題的判斷，不僅體現了問題觀察方法的不同，同時其尖銳的衝突還帶有明顯的利益表述。而同意並堅持將大學生失業問題，作為中國失業問題另類的另一個重要依據是大學生失業社會根源的兩方面考察，一是按「所有社會問題都有其社會根源」，這一社會學「皮克威克」定義解讀今天大學生群體失業的社會根源的年經濟層面不難發現，儘管大學生群體失業，在表象上體現的經濟學範疇內的勞動力供需不平衡，但深層次卻是經濟增長結構不平衡，突出地表現在，我們今天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反週期」與就業彈性係數下降上（按一般經濟學解釋，經濟增長率高，失業率低），儘管今天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外貿出口、部分行業（鋼鐵、汽車）增長帶來了GDP的高產出，但這些固化勞動崗位的產業並不十分有效拉動就業，特別是對高知識群體就業產生重要影響，由此，出現了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失衡，而這個失衡的產生的根本，恰恰是在政策選擇上，在公共管理意識上，我們僅將「GDP優先增長與GDP數字增長」作為執政的唯一合法基礎，過分地強調了增長的重要性，而忽視了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就業問題優先性。二是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解讀大學生群體失業的社會根源的社會結構層面同樣可以看到，今天的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已使今天的大學生為四年高等教育，要付出5- 8萬的個人投資，而按照市場化原則，這個投資回收的前提是他們畢業後，必須找到工作，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難理解今天專業與學校競爭之激烈，意味著個人未來發展的可能，我們也不難理解今天的大學生，他們不像他們的兄長－－80年代大學生熱衷於國家、社會責任而專注於文憑與各類證書的取得，同時我們更清楚為什麼簡單說教，並不能使他們像自己的父輩－－50年代的大學生一樣到邊疆去建功立業，原因就在於高等教育的投資與產出需要取得均衡。而當財富差距與機會成本因素作用，使今天的大學生只能在東南沿海大城市取得工作，才能平衡父母平時省吃儉用對他們的教育投資和社會期望時，當社會現實在左右大學生的思想、認識、判斷、行為選擇時，我們知道，由於今天社會階層貧富分層的顯性化，貧富差距之過分距離，東西不發展之極端不平衡，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社會發展 「結構性斷裂」，而這個「斷裂」不僅形成了問題的社會根源，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反而加劇了大學生失業問題的顯性化程度。

　　社會學研究表明，失業對於社會的危險，不僅在於人得不到工作收入引發的行為越軌，而在於對個體與部分內群體的強烈自尊心打擊，促長的反社會行為出現，就大學生就業現象探討而言，我認為目前的討論，首先明顯存在問題認識上輕描淡寫，甚至許多觀點還在不考慮大學生生存前提下，空談大學生自我創業，其次是解決辦法上的理想化，認為我們目前的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可以緩解大學生就業，而不考慮今天中國特殊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社會結構性矛盾。而當這些認識一旦成為社會誤導性認識並給予社會價值固化時，我們就必須警惕，這個社會問題「淡化處理」的可能導致的長期危險。青年是祖國的未來，青年就業狀況及其工作幸福感，不僅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未來的顯性標識，同時它還將長期影響一個國家未來的社會價值觀塑造、社會文化思潮取捨、社會行為內化與凝固，甚至它還潛移默化地生成與改變國家的民族性。如果我們的社會要求今天的大學生像早晨8、9點鐘的太陽一樣，煥發出活力去創造未來，政府公共管理責任與政府就業戰略選擇，就不僅必須給他們以 「勞動權」的基本保障，或者給他們以個人為目標的「待業」狀態的基本生活保障（以上海最低工資標準，假如全國有100萬大學生享受階段性失業補助計畫，需要年財政支付70億左右），否則，即使大學生群體失業問題不給我們帶來社會破壞性後果，並引發社會控制與社會穩定危機，那麼他們為生存而奔波而產生的創新能力下降，還是將威脅我們社會的長期發展，而對於這個危險的認識就是，我們是否繼續海明威「迷惘的一代」，金斯伯格「垮掉的一代」後，再看到未來中國大學生成為失去理想的「幻滅的一代」！總之，不容樂觀的大學生就業形勢已經在這一群體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兔死狐悲」與「狡兔三穴」情節很可能又促發這一特殊群體走向有違人文社會精神的畸形競爭。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並正在釀成潛在的廣泛性社會問題，如何穩妥地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是嚴格關係大國家興衰和社會安定的大問題。就業是民生之本，沒有就業就沒有生存權和發展權。高校的擴招已經使日益「人才隱患」問題更加雪上加霜，我們必須正視大學生就業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體制內的結構性問題，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問題。未來15億人口10億以上就業崗位需求的現實迫使我們必須改變當前的就業制度，比如可以嘗試國外通行的家庭二分制「一內一外」的就業制度和大學生失業救濟與預警機制。只有實行法制化有序公平等級就業制度，確實關注和有效解決教育與就業這一矛盾，才能真正挽救未來「迷惘一代」大學生，堅決避免急功近利的「救火」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