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衣的這「三種人」是貨真價實的三種人：第一種是有家歸不得而被迫流亡；第二種是半被迫半自願的流亡；第三種是沒有流亡的問題，卻自願的與前兩種人「同流合亡」。三種人中，第一種最多。然而也必須指出的是，不管是哪一種的流亡者，因為種種原因，本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一網打盡」，所以有些頗具代表性的流亡者，因為各種原因而沒有被採訪。
因此倒記述方便一點。自願「同流合亡」的第三種人，是鑒於多種原因，當然最重要的是理念的相近，也就是對中國民主人權理念的接近而「自投羅網」者，這點我很佩服他們。其中有兩個「老外」，他們是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新聞部主任（受訪時的當時職務，下同）索菲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其他主要是美國的老僑與臺灣人，他們是總部在加州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創始人黃雨川、中國民陣主席杜智富、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臺灣僑選立委錢達、臺灣駐紐約文教中心主任雲中君、臺灣中國青年團結會會長趙弘章等。
第二種人如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馬義）與筆者，自知不容於中共，也不願冒險做中共的「回鍋肉」，所以在中共「解放」香港以前就自我流放到美國。馬老當年從延安逃到國統區，再從上海逃到香港，一九八三年中英簽訂協議，決定把香港交給中共，他二話不說，立刻流亡到美國。我是一九五五年從印尼到中國，一九七六年從上海到香港，捱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才離開香港到美國。還有原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因為六四脫離共產黨，李鵬要綁架他，被迫在九○年代初到美國。金老自願成份比我們少，勉強也可以屬於第二類。至今還在香港的民運人士劉山青和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還託庇於尚在苟延殘喘的「一國兩制」而不必自願或被迫的流亡。
第一種人最多了。要細分，還可以分很多類，如被通緝者，雖然沒有通緝也逃到國外者，保外就醫者，自行出國而又自願投入民運而無法回國者等等。但是裡面的複雜情況還在於，經過多年乃至十幾年的變遷，有的人已經因為各種原因掩旗息鼓離開這個圈子，有的從事依賴民運招牌而尋求個人利益的「特種行業」，有的也許就是中共派出來搗亂的，有的還忙於在非原則問題（或說是利益關係）相互打橫炮火拚。所幸大部分還是堅持固有立場，例如魏京生、王丹等等。其中的劉曉波更是回到中國，在白色恐怖下，堅持自己理念，不懈奮鬥。
當然，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態度，各有各的看法，或各有各的山頭。在民主社會裏，有不同意見很正常，有派系或各自為政也不奇怪，固然影響「戰鬥力」，但在海外民運本來難成大氣候的情況下，也不必太高要求了。山頭的分分合合令人眼花繚亂，人數的凋零也令人感傷，當年的輝煌沒有能夠持續，是令人遺憾的事情。雖然 「好漢不提當年勇」，但是在這本書裡給歷史留下一個記錄，也算是「雁過留聲」。當我們翻開這本書時，或者仍可以拍案而起，重整旗鼓；或留下一個「懷舊」的美好回憶；或者也會為當年的誇誇其談而有慚愧之意。反正只要不是「雁過拔毛」就可以了。其中有沒有民運騙子，由讀者自行判斷。
說老實話，看這本書，會陷於「緬懷」，然而「緬懷」只是消極的情緒。也的確不能不叫人消極。看看「流亡」兩字，「流」字還算中性文字，至少「流動」是物質始終運動的一個方面，「流水不腐」者也。但是「流氓」、「流寇」之類，也可能同「流亡」沾上邊。更不幸的是那個「亡」字，就包含了「逃亡」、「死亡」、 「滅亡」等等消極意思，是個不祥的文字，似乎比「流浪」更加不堪。十幾年下來，也的確有我們的流亡朋友陸續病逝，其中也包括接受亞衣訪問過的黃老、金老兩位尊者。
也許，流亡者當中需要多一些「亡命之徒」，才會對中共形成威脅，歷史也會另外一種寫法。「流亡者之歌」之類雖然帶有浪漫情調，但是要堅持「革命樂觀主義」，以及「守節」，像蘇武牧羊那樣，在物慾橫流的今天也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情。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流亡固然艱辛，也不是消極一定佔主導地位。看人家法輪功同是流亡者，鎮壓六年下來，愈戰愈勇，開創出一個新天地，從「中國內政」，變成「國際法輪大法運動」，新聞網、報紙、電視臺、電臺等影響力不可輕估，還有幾國文字出版的平面媒體。他們直接威脅到了中共的腐敗統治，成了中共最大的反對勢力，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不能不佩服人家的獻身精神。回首看民運，顯然缺乏他們的獻身精神，幾十年下來，多少的資源，成果卻是寥寥無幾。這裡面的主要差別，恐怕就是對理念、信仰的堅定和真誠程度了。所以也就出現缺乏資源的能夠做出較多事情，資源充沛的反而顯得貧乏。
回頭說這本書，亞衣正是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由家人掏腰包來出版這本書，為六十多個人留下記錄，也為自己的辛勤耕耘留下記錄，更重要的是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留下寶貴的記錄。哪一本有關中國民運的書籍，記載有這樣多的人與事，以及他們所走過的不同道路？
說亞衣「辛勤耕耘」不是吹捧，而是事實。採訪文章好不好，得看「做功課」的程度。亞衣的功課做得很足，這從他所提問題的深入，以及問到點子上看得出來。這當然也和採訪者的水平有關，亞衣本人就是哲學博士，在解體前的蘇聯基輔大學與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做過訪問學者，發表過大量學術論文，因此採訪不是泛泛而談。譬如我剛到紐約的一九九七年，他在訪問我以前，就把我以前出版的幾本小冊子與簡歷先拿去看了。他當然認識到我是如此的「反動」，所以提問時就問到「在中國的大學系統中，『人大』歷來有『第二中央黨校』之稱，您在其中讀的又是中共黨史，當時您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選擇？」我當然要交代為何會成為混入中共黨史隊伍裡頭的階級異己分子。
亞衣還問：「您的雜文和政論常常在精彩的地方點到即止，未及細論。比如您指出中共領導層『大都是農民出身，有農民的弱點』，對『學生與黨內路線鬥爭』也只提了一下。」我完全沒有想到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所以從現在來看，我的答覆我也不太滿意。如果現在有人再問我，我會有更完滿和更加「律己」的回答。
什麼時候，我們的「流亡者」不必成為「流星」，而能夠「流芳」，不但是本書採訪者的願望，更是被採訪者的願望。在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應該為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而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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