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慘死

東廠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在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和"東四"之間。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東廠"設於此地，是這個胡同的名字來源。在這個胡同裡，有中國科學院的"現代史研究所"，在胡同口外，是"考古研究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大批紅衛兵，報紙號稱有一百萬人。這一事件把紅衛兵運動引向高潮，在全國各地的所有學校中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同時，這一事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園開始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和殺戮，引向了整個北京城。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在８月１８日之後日日遞增，迅速從兩位數變成三位數。紅衛兵在警察的協助下，抄家，打人，焚書，燒文物，沒收居民的財物，驅逐了近十萬居民離開北京，並且活活打死了數千人。這些人的死亡從未被報告，名字也未被記錄，屍體被焚燒後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馬大娘是這些人中的兩個。

左奶奶的丈夫左慶明，早年曾經開過一個賣劈柴的鋪子，是個"小業主"。他們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鋪子已經歸公了，出租給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１９６６年他們夫婦都已經七十多歲。這一對夫婦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經在政府辦的佛教理事會任過職。

馬大娘和她的丈夫當時就租了原屬左家的兩間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個院子裡。馬大娘的丈夫是個工廠的工人。她沒有正式工作，在胡同裡幫人作家務掙錢。大家都叫她"馬大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點左右，一群中學生紅衛兵來抄了左家。他們逼左奶奶交出黃金、手槍和所謂"變天賬"。左奶奶交不出來。他們就毒打左奶奶。北京城裡傳統的居民院落中，多設有葡萄，夏天綠葉成蔭，還結甜美果實。左家的院子裡也有葡萄架子。紅衛兵把左奶奶綁在葡萄架子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

馬大娘見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一旦回家，會被打得更加厲害。她沒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紅衛兵打左奶奶，但是她還是決定要幫助。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裡等候。左先生從大街上回來的時候，她告訴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於馬大娘報信，左先生離開了，沒有回家，也沒有在那天被打死。紅衛兵發現馬大娘報信後，立即把馬大娘也綁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一起被打。紅衛兵還多次用桶提來沸水，從他們頭上澆下去。

據一位鄰居講，聽到左奶奶和馬大娘的一聲聲慘叫，她實在無法忍受。她離開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馬路沿子上。後來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還在進行。那天天氣非常熱。她把門窗全部嚴嚴關起，用枕頭摀住耳朵，可是還是聽到他們的淒厲的慘叫聲。到了半夜三點鐘，拷打聲突然靜下來了。然後，五點鐘的時候，有卡車開來了。有人在黑暗中大聲問："六號，六號，六號在哪兒？"原來那是火葬場來收屍體的卡車。鄰居們聽到了把屍體"砰砰"扔上卡車的聲音。直到很多年後，她一聽到人問"六號在哪兒"，都會猛然一驚，回想到那一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膽戰心驚。

另一位耳聞者說，打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時候，聲音"像殺豬一樣。"　實際上，左奶奶和馬大娘被殺害，他們受到的對待比豬不如。豬被沸水燙而除毛是在被殺死以後，而不是以前。豬被用刀子一下子殺死，並不經受死前的長時間折磨。鄰居用"殺豬一樣"來形容，只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描述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和殘忍。

在那一天，８月２４日，東廠胡同２號的居民孫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紅衛兵被打死。孫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術精良的眼鏡師。他能配製非常好的眼鏡。他曾經在那一帶開過一個眼鏡商店。他擁有自己的住房。這些就是紅衛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一天，東廠胡同西頭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沒有找到能記起他們名字的人。有人說，那位母親平常穿著比較講究，手上戴過一枚金戒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那一天，東廠胡同裡至少有六個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馬大娘這樣被紅衛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數千之多。他們中沒有一個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沒有任何一個經過了法庭審判。他們被打死，也不是因為他們有反對毛澤東或者反對文革的行為。他們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說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話，是他們在很久以前作過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和丈夫曾經擁有劈柴鋪子，孫琢良眼鏡師擁有過眼鏡商店，那都是１９５６年"社會主義改造"以前的事情了，已經過去了至少１０年了。他們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們從來沒有反對當權者，他們甚至也沒有反抗他們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們完全被動。他們忍耐並且服從。如果他們是戰俘，也不至於會被殺害。但是，他們被殺害了，而且是用這樣殘酷的方法殺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時候，已經是"奶奶"年齡的人。女性，高齡，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類人，也一般被當作不必攻擊的對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馬大娘是個作家庭幫工的人，在社會中相對是一個比較窮的人。在理論上她不是文革的打擊對象。但是文革其實從來沒有給她這樣的人帶來什麼好處，比如給她一個在"國有"單位中的職位，或者幫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馬大娘能有足夠的阿Ｑ精神的話，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錢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時候得到某種心理上的" 獲利"而感到高興。但是她沒有。她反感暴力，同情受害者。在無數受難者中，馬大娘的故事是個罕見的例外。她不是作為文革的打擊對象被害的，她是因為幫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樣恐怖的情況下，她作了仁義的選擇。她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為含有俠義氣概，她的故事體現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個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個英雄。可惜，我們連她的全名都不知道。

東廠胡同裡的居民們沒有忘記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和死亡，但是他們一直就叫他們左奶奶和馬大娘，沒有喚過他們的名字。這是北京胡同的方式，表示一種禮貌和親近。有好心的被訪者應筆者的請求，到各家去問，但是沒有結果。

如果能獲准查看戶口檔案，就能找到馬大娘和左奶奶的全名。但是不要說檔案，連文革時代廣為散發的紅衛兵傳單和報紙，如果要在北京圖書館查閱，都必須具有"中共中央組織部"或者"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介紹信。

東廠胡同裡有"現代史研究所"，可是他們還沒有記錄文革，也沒有記錄他們的鄰居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難道他們要把這些留給東廠胡同口外的"考古研究所"在將來去作嗎？而且，將來的人怎麼能知道左奶奶和馬大娘是被怎麼打死的呢？考古學家從古代墳墓中的屍體的掙扎姿勢來判斷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 "。可是，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燒了，甚至連他們的骨灰，當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