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文革」、「六四」和暴力崇拜

剛過去的「五一六」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四十週年，今天則是北京「六四」血案十七週年。國人可以從很多角度來反思這兩個事件，而筆者覺得最值得反思的是如何告別這兩次事件所體現的暴力崇拜、特別是國家暴力崇拜。「文革」長達十年之久自始至終充滿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無論是國家在冠冕堂皇動人心弦的藉口下直接使用暴力，還是「偉大領袖」及其追隨者們巧妙地「運動群眾」 施暴，殃及上億無辜。甚至那些無不正當理由的「造反」，同樣是伴隨著血雨腥風。「六四」則是國家在毫無道義支撐的條件下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屠殺民眾，儘管當局也製造了種種無法自圓其說的理由。更為可悲的是，這麼多年過去了，黨國仍然沒有對暴行表示懺悔，仍然使用暴力壓制國人對暴力的理性反思。真不知吾國吾民何年何月才能告別野蠻暴力、擁抱現代文明。

筆者同樣對毛澤東這位殘忍無道禍國殃民的暴君充滿義憤，但不能同意將「文革」解釋為全是毛澤東為了個人的權欲而發動的一場權力鬥爭。毛澤東發動「文革」，除了「人欲」，確實還有「天理」的一面。黨國官僚當時確實形成了與人民對立的特權階層（當時稱為「走資派」），毛澤東確實不能容忍黨國政權變質為「走資派」政權，當時的人民大眾確實是要打倒「走資派」。而「文革」的荒唐之處至少有二。如果說黨國官僚是與人民對立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走資派」）的總頭子就是毛澤東，以打倒「走資派」為目標的「文革」，首先要打倒的就是毛澤東這個真正的「閻羅王」，豈有由這個「閻羅王」帶領人民「造反」的道理？此其一。其二，要打倒特權階層，實現和保證人民主權及民眾的平等權利，必要的前提條件是建立人民能夠定期選舉政府的民主憲政，像「「文革」那樣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不斷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將最基本的人權和財產權都作為「資產階級法權」徹底砸爛，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和國家專政機關都無法無天，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哪還有人民的權利可言？（一黨專政體制的祖師爺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經典定義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其實，在「天理」的支撐下理直氣壯地使用暴力，更為恐怖和可怕。殺人越貨本來是十惡不赦罪行，但在罩上「革命」的神聖光環後便變得肆無忌憚。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那場「革命」，將作為中國幾千年文明載體的士紳階層給滅了，將中國近代通關以後培養起來的資本家階級也給滅了，直到「改革開放」時代，又才回過頭來「弘揚傳統文化」、重新「培養企業家」。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但是，「革命」（要人性命）在國人的心目中曾經是多麼的神聖（在部分國人的心目中依舊神聖）。斯大林的「革命」、毛澤東的「革命」、波爾布特的「革命」，都是沿著「暴力革命」和「階級專政」的道路，企圖用無數死難者的白骨堆起「共產主義天堂」。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得到那麼多「革命群眾」的熱烈響應，也足以證明在暴力崇拜這一歷史心結上多數國人與毛澤東這一暴君達成高度的一致。現在人們都知道小孩子看暴力影視片會產生暴力傾向，「共和國的一代」在少年時代所看的全都是謳歌「革命」的暴力影片，在課堂上所受的全都是謳歌暴力的「革命傳統」教育，其非凡的暴力傾向可想而知。同樣是一黨專政，右翼極權主義（法西斯統治）因為沒有「天理」的光環而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很快就壽終正寢了；左翼極權主義因為帶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伸張正義等等「天理」的光環，使暴力「合理化」的藉口要多得多，對人的迷惑和毒害要深得多，動員的範圍要廣的多，因而壽命也要長得多。然而，這些光環無論如何耀眼，都只不過變換花樣用新的藉口來延續古來崇拜暴力的野蠻傳統。

現代人學會了用法律手段來文明地解決分歧。使用暴力解決利益分配、政治紛爭和信仰衝突，是典型的前現代野蠻行為。「六四」的時候，人民覺醒了，黨也分裂了，「文革」的慘重代價和「改革開放」的信息流通終於帶來了一點進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終於「聞道」，打破對暴力的迷信，堅決反對以暴力鎮壓和平請願的民眾，義正詞嚴地提出「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此與正統的馬列意識形態徹底決裂，告別前現代而進入現代。從這個意義上說，趙紫陽確實是分裂黨，因為他與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分道揚鑣，以現代人的文明與中共的野蠻劃清了界限。他當時沒有利用民心和部分將軍們的支持，扯起「趙」字大旗來與鄧小平分庭抗禮，形成兩軍對壘的局面決一勝負，從江湖爭戰和權謀的角度說確實不夠謀略、不夠氣魄、不夠雄壯。但他堅守他剛剛確立起來的「民主與法制」這一底線，含著眼淚告別政壇，靜觀時變。儘管時運不濟、飲恨終生而不再有機會，他走出野蠻而登入文明之堂，雖敗猶勝。

毛氏中共當年背叛馬列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信條，在馬列主義所定義的「經濟基礎」連影子也沒有的時候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最根本的目的是找到可以拿上台面的藉口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並實現對全社會的控制。曾服侍毛氏左右、「一日無君就惶惶然」的中共左王胡喬木在一九七九年幫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最根本的目的也是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暴力統治。不必否認中共黨內及國人之中仍有一些人真誠地嚮往社會主義。但是，共產黨「社會主義」最核心的內容則是一黨專政，當左王及各色利祿之徒唱著「社會主義」高調的時候，只不過是打著維護「社會主義」的旗號來維護一黨專政和等級特權。

當今胡溫提出「以人為本」，比起當年中共當局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罪名清洗王若水等人，無疑是巨大的進步。但是，胡溫不至於不會意識到「以人為本」與一黨專政之間的尖銳矛盾。一黨專政不是「以人為本」，它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是「以暴力為本」，動輒「以人為專政對象」。要「以人為本」 ，就必須徹底變革一黨專政的制度，徹底廢除任何政黨凌駕於憲法之上的特權，以便能夠「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戈爾巴喬夫等共產黨改革派的先驅們從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路開始，終於步走出了民主憲政、以人為本的新局。不知胡溫等人是否真有這份心思和魄力。

更為可喜的是，中國社會終於有了一批面對國家強權以和平手段爭取憲政的自由主義聖徒。是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講不清也要講，總不能讓秀才也變成蠻不講理的大兵。是的，很有可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十年不成就造反十一年，決不能半途又轉向以暴易暴。既然我們堅信民主憲政是時代潮流、世界大勢和人心所向，有理由期待勝利屬於堅韌不拔、奮鬥不息的自由主義聖徒。

200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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