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先做個說明。雖然印度存在著這樣那樣糟糕而可怕的矛盾，但我熱愛印度。我從未見過哪裡的地貌比拉賈斯坦邦更加壯麗，也沒見過哪個城市的破敗景象能與孟買或柯爾喀塔相比。我欣賞印度的多元文化（如愛德華盧斯所指出的，不要與自由主義混淆），又為種姓制度的種種表現感到驚駭。我敬佩印度的民主制度，又震驚於它漫不經心的犯罪傾向。
倒過來說，我一直對印度民族主義深感懷疑，最野蠻的是2002年古吉拉特邦有預謀的穆斯林大屠殺，同時，我又極為欽佩印度人民黨(BJP)民族主義政治家賈斯旺特辛格(Jaswant Singh)，他曾任印度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他舉止完美，有一種老派氣質（「我不開早餐會議──在早茶之前不能離開營房」），和他在一起，我總覺得自己有那麼一點點像來自發展中國家。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德裡市中心的政府辦公樓裡，那些貝克(Baker)和魯琴斯(Lutyens)設計的建築總是令我哽咽。它們是一種觀念和一個時代的體面展現。我們這個（曾經）潮濕而青翠的島國，與偉大的印度文明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是多麼不同尋常！
我不是為帝國主義本身感到自豪，而是為它留下來的一些東西。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絕對是我見過的最有經濟學頭腦、為人最謙遜的政府首腦。他去年在牛津做了一次出色的演講。他在這次演講中有爭議地指出，印度人不妨對大英帝國懷有敵意，卻熱衷於它的某些財富，如英語（添加了印度用法）和法制。
曾任英國《金融時報》南亞記者的盧斯著書描寫了這個奇妙、惱人而又無與倫比的國家。不論這些年他還寫過多少其它文章，他都有充分的理由為此書感到自豪。正如我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的一位印度朋友所說的：《不顧諸神》非同凡響。盧斯行文幽默，富有感情，對印度有卓越的領悟。我從書中瞭解到許多關於印度的知識，而且感覺自己對盧斯也有了相當多的瞭解。
他是那種最棒的外國記者：敏感，消息靈通，有幽默感。盧斯不太做評判，但他做出的一些判斷，在我看來非常公正。他觸及的是印度的陰暗面，尤其是貧窮問題，這是對政府和政治家的責備，他們通過欺凌弱小和腐敗無能的政府行為，「誤傷」了最需要幫助的窮人。「對窮人來說，」他指出，「政府就像一位虐待他們的父親。」儘管全球三分之一慢性營養不良的兒童在印度，但印度的精英階層卻在死守一種心態，「那可以被描述為特權階層現代化、農民階級封建化」。
今年春天去班加羅爾時，我遭遇到了折磨著每一位印度觀察家的矛盾。你按著喇叭，艱難地穿過牛車和卡車組成的車流，前往信息系統技術公司(Infosys)城外的園區，正是從這個地方開始，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發現世界是平的（好吧，是有點平）。這個園區就像一所美國常春籐盟校(Ivy League)，公司聘用的4.6萬名印度軟體工程師中有1.4萬名在這裡工作。不可思議的是，某些歐洲人還在擔心波蘭水管工的競爭。
開始廢除「許可證制度」的正是曼莫漢辛格。這一制度阻礙了印度的發展，讓它陷入「印度特色的發展速度」。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致力的世俗主義和民主，曾為印度增光，不過，他對載入印度憲法序言的那種社會主義的熱衷，阻礙了印度消滅貧窮。只有經濟增長才能使脫貧成為可能。
不過，印度現在無所不在，經濟增長速度接近10%，如果能夠進行更多改革，印度經濟增長率甚至可能會更高。印度現在每年培養100萬工程學畢業生（相比之下，美國和歐洲各自為10萬），科技實力居於第三位──在美國和日本之後，但領先於中國。現在，在誰會主宰未來世紀的地緣政治遊戲中，我們需要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加上印度。
但我懷疑，這將是一種過時的歷史觀，當然，我承認，人們越來越感興趣的是，我們──商人和政治家──應該把賭注押在中國的威權發展模式上，還是印度的民主方式上。如果你贊同（我並不讚同）中國的古諺「一山難容二虎」，這個問題就更尖銳了。
出於支持民主的理由，美國人大概會把錢押注在印度身上，甚至希望把印度建成與中國抗衡的國家。印度人非常聰明，不會參與這個遊戲。回想一下，就在不久前，如果中國決定把印度打倒，尼克松總統(President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還準備故意視而不見。
盧斯回答有關「世紀之戰」的問題時，指出了印度仍需解決的一些問題：貧窮、愛滋病、環境和民主深化等。不過，總體上，他仍然相信印度的實力和長處。我也如此。而且，讀完這本書，我也相信了盧斯的觀點。
彭定康 曾任香港總督，歐洲委員會外交委員 譯者/徐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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