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如果說有一個副教授今年最不幸,那一定是阿憶。如果說有一個副教授今年最幸福,那也一定是阿憶。因為他不僅僅教授或主持電視節目,一不留神,還把自己也製作成新聞話題。
阿憶的不幸,在於「他是揣著一本厚厚的存摺來到北大教書」,「本來就是一個富人」(見11月9日南方週末),結果卻被因為在新浪博客上公布自己在北大月收入4786元,並算了一筆賬,表明「靠學校那點工資很難生存和安心教學」,遭到網民炮轟。與此同時,還被冠以「哭窮教授」。
好在我們的阿憶是當了副教授才哭窮的,此前已經在電視臺掙了大把的銀子,在「哭窮」之際,剛在中關村附近新購置了一套豪宅,「300萬差1萬」,首付90萬。他自稱,計畫兩年內還清按揭月供的貸款本息460萬。為此,他又在教學之外兼了兩份差事——一個電視欄目的總策劃和一份電視雜誌的總編輯。
哭窮」教授阿憶:我本就是一個富人怎麼會哭窮?
力挺阿憶的北大副教授孔慶東
應當為阿憶住上300萬豪宅而賀喜,也為他找到每年一二百萬收入的兼職而高興。為了讓他有三喜臨門的幸福,「哭窮教授」的帽子是必須摘掉的。真正該「哭窮」的是那些說阿憶哭窮的網民,搬起石頭砸自己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老話。阿憶說那些網民是 「無腦人」,我是非常贊同的。稍微神經正常一點的人,誰也不會對住上300萬豪宅的教授哭窮當真。
阿憶來北大之前,「每個月的收入比5萬還要多」。所以,他說自己「每個月都是賠錢為北大工作」,我是完全相信的。以前,我只知道美國紐約市長只拿1元年薪,覺得美國富人的精神境界咋就這麼高呢!看到阿憶的表現,我覺得堪可媲美,儘管他拿的不是1元工資,而是4786元。但是,無論中外,也不論大小,富人們之間的精神總是相通的。中國的富人不一定可以當市長,卻可以去做窮教授,教書育人,從這個意義上說,興許比美國富人的境界更高一些。
阿憶以小富人的身份,「賠錢為北大工作」,固然可欽可敬,但也給北大和社會帶來不小的麻煩。他居高臨下地一算賬,在北大的收支「入不敷出」,「如果不想辦法增加收入自救,僅憑學校發的那點工資能不能活下去?」這個問題,估計著實讓學校當局頭痛不已:允許教授自救吧,中國那百十家電視臺夠北大教授兼職的嗎?不去電視臺吧,那裡還有一年一二百萬收入的兼職?更何況,教授兼職說是「不耽誤教學任務」,也許阿憶可以做到,所有的教授都能做到嗎?
十分顯然,阿憶哭窮是犯了一個邏輯學家稱之為合成推理的謬誤:由於某一原因而對個體說來是對的,便據此而認為對整體說來也是對的。這就像觀看一場精彩的足球賽,球迷們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起來。當所有人都站起來的時候,大家都沒有看得更清楚些。今日中國,億萬富翁、千萬富翁、百萬富翁跟著老百姓一起哭窮,如同那些財大氣粗的壟斷性企業大喊「資金缺口很大」一樣。而且,誰的話語權越大,誰「哭窮」的聲音也越大。他們在混淆政府和民眾的視聽,藉以達到「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的目的。
我們不必在這裡討論,4786元對一個剛剛調入北大的副教授來說,收入是多還是少的問題。放在整個社會各階層收入的框架下去看,4786元的月收入,副教授活得不夠舒服也許是實事,但肯定能夠活下去也是事實。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10多億中國老百姓的月收入都在4786元以下,怎麼還活得有滋有味。按照阿憶的邏輯,老百姓豈非早就活不下去,還不都跳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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