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無百年的主編、千年的欄目、萬年的報紙。莫說十歲的《冰點》、二歲的《新京報》總編之位，便是已活二百二十二歲的《泰晤士報》、一百四十五歲的《紐約時報》、一百四十二歲的《費加羅報》或一百三十二歲的《讀賣新聞》，也總有關門大吉的那一天。所以無論"停刊整頓"《冰點》，還是《新京報》總編易人，原無足怪。足怪的是怎樣"暫停整頓"和怎樣易人。楊斌先生把自己去職的經歷私吞了，外人猶如看一場黑市交易，無從知曉；李大同先生則以一封公開信和怯生生接受有限的海外採訪，使得我們略知被"暫"停的大體情形。
滿世界的人都知道《冰點》要關門了，而作為編輯部主任的李大同卻毫不知情。無人不成事，凡事都由當事人。根據與其事的關聯度，人分第一、第二、第三……第 N 級當事人。李大同作為《冰點》主任，理應是第一當事人。第一當事人卻最後知道關門的信息，這算哪一國的工作程序 ?即便是中共各級官僚體系內部，雖然黨委書記和組織部長對於其人的升遷黜陟享有全權，可畢竟還走走與其人談談話、徵求徵求部門群眾意見之類的過場。可是你考察一下中宣部封刊"拿人"的路數，常常是說撤就撤、突如其來，不僅談不上合乎文明的工作程序，有時甚至連做人做事最起碼的禮節、禮貌都不講。他們比皇帝動用權力時還霸道，還氣勢（勢讀輕聲時氣勢是一個形容詞）。究竟誰賦予了他們這等絕對的、可以肆意凌辱當事人人格的權力？
一家報紙，如果說第一當事人是報社的記者、編輯、社內領導，那麼第二當事人就是它的訂戶。以目前中共意識形態控制的運行現實而論，中宣部當然也屬於當事人之列，但是它是第 N級的當事人。以繼承權大小先後的梯級作比方，中宣部這個當事人跟小舅子或姨外甥這個繼承人的位次差不多，應該很邊緣很邊緣才對。現在一切全顛倒了，第一級當事人任人宰割，而第 N級當事人卻反為刀俎。
改革開放初，中國只有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區區三兩家新聞系。現在，中國有 600多家大學設有新聞與傳播院系專業，執業的新聞傳播學教授、副教授好幾千、上萬人。可是面對中國近兩年網路禁錮越來越死、新聞審查愈演愈烈的行業醜行，這幾千上萬的新聞學教授、副教授們卻自覺踐行萬馬齊喑，彷彿與他們毫無干係。
中國新聞媒體常常報導公共場所發生的強暴、搶劫事件；許多時候，有的是袖手旁觀者，卻沒有上前制止者。像《冰點》事件、《新京報》事件，與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強暴、搶劫有什麼不同？中宣部肆無忌憚對新聞自由的扼殺，是比暴徒在公眾場合對女性身體的冒犯更野蠻的行徑。它是全體中國人的恥辱，可是試問累千巨萬的新聞傳播學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傅研究員們，對此你們感到恥辱了嗎？
中宣部那幾個糟人兒就能把上萬家媒體、上萬名所謂新聞傳播學者、五六十萬記者編輯收拾得如此這般妥帖。這種局面好比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佔領中國時期，十幾二十幾個日本兵就能把一個數十萬人口的百裡大縣統治得穩穩噹噹、服服帖帖。當今中國的新聞學者、新聞記者就是亡國奴，中國新聞自由王國的亡國奴。誰能說中國行政機構效率低下呢？中宣部、外交部怎麼能不內外誇口說"他們的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呢？
然而這樣的國族，等待它的命運只有滅亡。中國的憤青不服氣，整天跟日本較勁。我告訴你，中日不戰便罷，再戰還得打成個甲午戰爭。不，比黃海大戰還慘。你們要真有本事，先反反中宣部試試。當年英格蘭和蘇格蘭議會合併，蘇格蘭憤青不服氣，說要把倫敦撕個稀巴爛。除了給英語貢獻一個諺語——蘇格蘭還沒有誰長有足以伸到倫敦的指頭（ Nobody's nails can reach the length of London ）——之外，這種不服氣沒有留下任何結果。今日中國憤青，夠得著的區區中宣部你還反不了，還反什麼日本？你夠得著人家嗎？
《中國青年報》屬於胡錦濤的舊封地，那裡發生的一切不可能越過他。那麼為什麼胡能聽任團中央和中宣部對人脈甚廣的《冰點》胡來呢？想必他認為這是中國"主權" 範圍內的事，是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行業管理模式，沒什麼大不了。可是在文明世界看來，中宣部如此隨意修理媒體，就跟天安門廣場的巡警看哪個女性遊客順眼便任意實施強暴一樣荒唐和野蠻。
去年我客居華盛頓的半年時間裏，上下班的地鐵上有五六次與同行的乘客攀談有關中國的話題。每當告以我在中國做新聞工作時，他們幾乎無例外地都表示驚訝，並隨口跟一句："在你們中國做新聞工作可不容易呀。"這些美國人，不是新聞業同行，有的甚至連白領都不是，可他們居然都知道在中國做新聞工作不容易。你中國政府不是誓言不惜花巨資打造形象嗎？"在你們中國做新聞工作不容易呀！" 就是你的國家形象。
這形象顯然不是你花巨資打造出來的。那麼它是從哪裡來的呢？是人家從諸如修理《冰點》、《新京報》、禁錮網際網路之類的反文明行為中總結出來的。中國政府各行各級都在努力減少責任事故，中宣部卻開足馬力，一個接一個製造著文明人不齒的責任事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滿世界的人都知道《冰點》要關門了，而作為編輯部主任的李大同卻毫不知情。無人不成事，凡事都由當事人。根據與其事的關聯度，人分第一、第二、第三……第 N 級當事人。李大同作為《冰點》主任，理應是第一當事人。第一當事人卻最後知道關門的信息，這算哪一國的工作程序 ?即便是中共各級官僚體系內部，雖然黨委書記和組織部長對於其人的升遷黜陟享有全權，可畢竟還走走與其人談談話、徵求徵求部門群眾意見之類的過場。可是你考察一下中宣部封刊"拿人"的路數，常常是說撤就撤、突如其來，不僅談不上合乎文明的工作程序，有時甚至連做人做事最起碼的禮節、禮貌都不講。他們比皇帝動用權力時還霸道，還氣勢（勢讀輕聲時氣勢是一個形容詞）。究竟誰賦予了他們這等絕對的、可以肆意凌辱當事人人格的權力？
一家報紙，如果說第一當事人是報社的記者、編輯、社內領導，那麼第二當事人就是它的訂戶。以目前中共意識形態控制的運行現實而論，中宣部當然也屬於當事人之列，但是它是第 N級的當事人。以繼承權大小先後的梯級作比方，中宣部這個當事人跟小舅子或姨外甥這個繼承人的位次差不多，應該很邊緣很邊緣才對。現在一切全顛倒了，第一級當事人任人宰割，而第 N級當事人卻反為刀俎。
改革開放初，中國只有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區區三兩家新聞系。現在，中國有 600多家大學設有新聞與傳播院系專業，執業的新聞傳播學教授、副教授好幾千、上萬人。可是面對中國近兩年網路禁錮越來越死、新聞審查愈演愈烈的行業醜行，這幾千上萬的新聞學教授、副教授們卻自覺踐行萬馬齊喑，彷彿與他們毫無干係。
中國新聞媒體常常報導公共場所發生的強暴、搶劫事件；許多時候，有的是袖手旁觀者，卻沒有上前制止者。像《冰點》事件、《新京報》事件，與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強暴、搶劫有什麼不同？中宣部肆無忌憚對新聞自由的扼殺，是比暴徒在公眾場合對女性身體的冒犯更野蠻的行徑。它是全體中國人的恥辱，可是試問累千巨萬的新聞傳播學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傅研究員們，對此你們感到恥辱了嗎？
中宣部那幾個糟人兒就能把上萬家媒體、上萬名所謂新聞傳播學者、五六十萬記者編輯收拾得如此這般妥帖。這種局面好比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佔領中國時期，十幾二十幾個日本兵就能把一個數十萬人口的百裡大縣統治得穩穩噹噹、服服帖帖。當今中國的新聞學者、新聞記者就是亡國奴，中國新聞自由王國的亡國奴。誰能說中國行政機構效率低下呢？中宣部、外交部怎麼能不內外誇口說"他們的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呢？
然而這樣的國族，等待它的命運只有滅亡。中國的憤青不服氣，整天跟日本較勁。我告訴你，中日不戰便罷，再戰還得打成個甲午戰爭。不，比黃海大戰還慘。你們要真有本事，先反反中宣部試試。當年英格蘭和蘇格蘭議會合併，蘇格蘭憤青不服氣，說要把倫敦撕個稀巴爛。除了給英語貢獻一個諺語——蘇格蘭還沒有誰長有足以伸到倫敦的指頭（ Nobody's nails can reach the length of London ）——之外，這種不服氣沒有留下任何結果。今日中國憤青，夠得著的區區中宣部你還反不了，還反什麼日本？你夠得著人家嗎？
《中國青年報》屬於胡錦濤的舊封地，那裡發生的一切不可能越過他。那麼為什麼胡能聽任團中央和中宣部對人脈甚廣的《冰點》胡來呢？想必他認為這是中國"主權" 範圍內的事，是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行業管理模式，沒什麼大不了。可是在文明世界看來，中宣部如此隨意修理媒體，就跟天安門廣場的巡警看哪個女性遊客順眼便任意實施強暴一樣荒唐和野蠻。
去年我客居華盛頓的半年時間裏，上下班的地鐵上有五六次與同行的乘客攀談有關中國的話題。每當告以我在中國做新聞工作時，他們幾乎無例外地都表示驚訝，並隨口跟一句："在你們中國做新聞工作可不容易呀。"這些美國人，不是新聞業同行，有的甚至連白領都不是，可他們居然都知道在中國做新聞工作不容易。你中國政府不是誓言不惜花巨資打造形象嗎？"在你們中國做新聞工作不容易呀！" 就是你的國家形象。
這形象顯然不是你花巨資打造出來的。那麼它是從哪裡來的呢？是人家從諸如修理《冰點》、《新京報》、禁錮網際網路之類的反文明行為中總結出來的。中國政府各行各級都在努力減少責任事故，中宣部卻開足馬力，一個接一個製造著文明人不齒的責任事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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