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王亞忱、王曉軍和王曉雲的上訴，維持一審「不予受理」的裁定。在此之前，2005年8月22日，王亞忱等3人在北京市東城區法院起訴本報，要求本報就發表的《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一文道歉，並索賠220萬元。
王亞忱，上世紀80年代聞名全國的改革家，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等諸多榮譽、光環集於一身，曾歷任遼寧省阜新市市長、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1996年王退休後淡出了公眾的視野，較有影響的一次是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談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
「那時候美國的記者都來採訪我，說我把阜新賣了。他們不懂，那是改革。」2005年4月26日，王亞忱在阜新商貿城項目建設總指揮辦公室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用很長時間回憶他從政時期的政績。這次採訪讓王亞忱重新回到公眾視野，不過他不是作為改革家談經驗，而是在為他和一個商人爭鬥的行為辯解。
2002年2月，退休多年的王亞忱到阜新雙龍房地產公司出任顧問，很快就擔任財務總監。雙龍公司的董事長是40出頭的高文華，公司的項目只有一個，搬遷阜新液壓件廠，在原址開發阜新商貿城。
王亞忱擔任了商貿城建設總指揮。他的兒子王曉軍成為公司的董事，但所有的事情都由王亞忱代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王曉軍在公司的股份從零漲到50％，相對應的，高文華的股份在持續下跌。
商貿城全部竣工時，王亞忱要求高文華將董事長位置給王曉軍。被高文華拒絕後，憤怒的「王書記」向阜新市公安局舉報高文華涉嫌4種犯罪。王亞忱的女兒王曉雲當時是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長、兒子王曉剛現在仍擔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隊副支隊長。
王亞忱公開的說法是，高文華答應出資480萬元註冊公司但始終沒到位，且從公司陸續拿走了800萬元，後來發現是1000萬元，而王曉軍答應出資320萬元已經到位了。所以，高文華當然應該降低股份，直至讓出董事長。
但是，謊言畢竟是謊言。王亞忱說王曉軍是南非公民，所以要成立中外合資公司，但王曉軍實際上是中國人；王亞忱說王曉軍320萬元出資到位了，實際上這些錢是他指使會計把商貿城的售房款轉到大連王曉軍的戶頭上，王曉軍再換成100萬元人民幣和22萬美元打回阜新商貿城。
在阜新市公安局的調查下，高文華被關押了11個月，最終被異地管轄的撫順市望花區人民檢察院宣布「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構成起訴」，無罪釋放。檢察機關同時指出阜新市公安局辦案中存在的問題，最讓人震驚的是，辦案人員「對高文華沒有進行逐筆詢問，對高文華的辯解沒有開展工作，以鑒別其真偽」。
高文華獲得了自由，但此時的商貿城已經是債臺高筑、官司纏身的空殼，8000多萬元的資金不見了。
這些錢都到哪裡去了呢？證據表明，在王亞忱主政商貿城時，大量資金被轉入和華隆公司無業務往來的公司及個人手中。王亞忱後來被公訴機關指控職務侵佔477萬多元的商貿城房產，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遠遠不是真相的全部。
2005年5月18日本報發表了《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獨家披露了這些驚心動魄，但常常難以浮出水面的官與商的爭鬥。報導發表之前，有人受托要求報社領導不要發表報導。報導發表後，又有人受托分別約請報社多位領導吃飯，「溝通情況」，被嚴詞拒絕。
於是，官司來了，寫給中宣部、團中央等上級部門的舉報記者的信件來了。舉報信說記者刊登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高文華的決定是「泄露國家機密」。
也有人給記者帶話：「不要再報導王亞忱了，黑社會是很厲害的！」
恐嚇、威脅接踵而來，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中國青年報》只向事實俯首，從未向特權低頭。報社一方面蒐集證據積極應訴，一方面密切關注王亞忱等人的動態。
從2005年9月開始，王亞忱、王曉軍等4人陸續被批准逮捕。2006年10月24日,此案一審在遼寧省丹東市振興區人民法院開庭，至今尚未宣判。
但至此，王亞忱與高文華之間的「官商鬥爭」變得更加激烈，更加具有不確定性。同時，更多的事實真相也逐步呈現出來。
2006年11月22日，高文華涉嫌虛報註冊資本罪一審開庭後，王亞忱等被告向法庭提交無罪的證據。此後，遼寧省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回到阜新市繼續調查王亞忱出資問題。目前，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
一個案件，最怕的是法律之外力量的干擾。這種干擾，無形卻有力，加劇金錢與權勢的苟合，動搖公眾對法律的敬畏。
目前在遼寧阜新，阜新燈泡廠的一些職工正在反映與王亞忱有關的問題。在阜新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位置上退休前，王亞忱幫助經營不善的燈泡廠轉型，具體做法是與兒子王曉軍合作聯合到南非開設工廠。阜新燈泡廠投入600多萬元貸款建設南非的工廠，但最終是錢盡廠黃。王亞忱追要到了兒子的投資，但有職工反映，高文華案，是燈泡廠轉型的翻版。
調查仍在進行，但並非所有問題都在調查範圍之內；事件正在發展，但並非所有發生的都可以接受。他們是黑暗中的強者，卻最害怕陽光——這適用於所有極力掩蓋真相的人。
2006年，本報接到了大量投訴和舉報。一些當事人見到記者第一句話就是：「我的遭遇和高文華一模一樣！」
2006年，「退休高官」這一詞語被越來越多的人熟知。2007年，人們還會提起它以及類似的故事嗎？
王亞忱，上世紀80年代聞名全國的改革家，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等諸多榮譽、光環集於一身，曾歷任遼寧省阜新市市長、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1996年王退休後淡出了公眾的視野，較有影響的一次是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談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
「那時候美國的記者都來採訪我，說我把阜新賣了。他們不懂，那是改革。」2005年4月26日，王亞忱在阜新商貿城項目建設總指揮辦公室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用很長時間回憶他從政時期的政績。這次採訪讓王亞忱重新回到公眾視野，不過他不是作為改革家談經驗，而是在為他和一個商人爭鬥的行為辯解。
2002年2月，退休多年的王亞忱到阜新雙龍房地產公司出任顧問，很快就擔任財務總監。雙龍公司的董事長是40出頭的高文華，公司的項目只有一個，搬遷阜新液壓件廠，在原址開發阜新商貿城。
王亞忱擔任了商貿城建設總指揮。他的兒子王曉軍成為公司的董事，但所有的事情都由王亞忱代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王曉軍在公司的股份從零漲到50％，相對應的，高文華的股份在持續下跌。
商貿城全部竣工時，王亞忱要求高文華將董事長位置給王曉軍。被高文華拒絕後，憤怒的「王書記」向阜新市公安局舉報高文華涉嫌4種犯罪。王亞忱的女兒王曉雲當時是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長、兒子王曉剛現在仍擔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隊副支隊長。
王亞忱公開的說法是，高文華答應出資480萬元註冊公司但始終沒到位，且從公司陸續拿走了800萬元，後來發現是1000萬元，而王曉軍答應出資320萬元已經到位了。所以，高文華當然應該降低股份，直至讓出董事長。
但是，謊言畢竟是謊言。王亞忱說王曉軍是南非公民，所以要成立中外合資公司，但王曉軍實際上是中國人；王亞忱說王曉軍320萬元出資到位了，實際上這些錢是他指使會計把商貿城的售房款轉到大連王曉軍的戶頭上，王曉軍再換成100萬元人民幣和22萬美元打回阜新商貿城。
在阜新市公安局的調查下，高文華被關押了11個月，最終被異地管轄的撫順市望花區人民檢察院宣布「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構成起訴」，無罪釋放。檢察機關同時指出阜新市公安局辦案中存在的問題，最讓人震驚的是，辦案人員「對高文華沒有進行逐筆詢問，對高文華的辯解沒有開展工作，以鑒別其真偽」。
高文華獲得了自由，但此時的商貿城已經是債臺高筑、官司纏身的空殼，8000多萬元的資金不見了。
這些錢都到哪裡去了呢？證據表明，在王亞忱主政商貿城時，大量資金被轉入和華隆公司無業務往來的公司及個人手中。王亞忱後來被公訴機關指控職務侵佔477萬多元的商貿城房產，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遠遠不是真相的全部。
2005年5月18日本報發表了《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獨家披露了這些驚心動魄，但常常難以浮出水面的官與商的爭鬥。報導發表之前，有人受托要求報社領導不要發表報導。報導發表後，又有人受托分別約請報社多位領導吃飯，「溝通情況」，被嚴詞拒絕。
於是，官司來了，寫給中宣部、團中央等上級部門的舉報記者的信件來了。舉報信說記者刊登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高文華的決定是「泄露國家機密」。
也有人給記者帶話：「不要再報導王亞忱了，黑社會是很厲害的！」
恐嚇、威脅接踵而來，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中國青年報》只向事實俯首，從未向特權低頭。報社一方面蒐集證據積極應訴，一方面密切關注王亞忱等人的動態。
從2005年9月開始，王亞忱、王曉軍等4人陸續被批准逮捕。2006年10月24日,此案一審在遼寧省丹東市振興區人民法院開庭，至今尚未宣判。
但至此，王亞忱與高文華之間的「官商鬥爭」變得更加激烈，更加具有不確定性。同時，更多的事實真相也逐步呈現出來。
2006年11月22日，高文華涉嫌虛報註冊資本罪一審開庭後，王亞忱等被告向法庭提交無罪的證據。此後，遼寧省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回到阜新市繼續調查王亞忱出資問題。目前，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
一個案件，最怕的是法律之外力量的干擾。這種干擾，無形卻有力，加劇金錢與權勢的苟合，動搖公眾對法律的敬畏。
目前在遼寧阜新，阜新燈泡廠的一些職工正在反映與王亞忱有關的問題。在阜新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位置上退休前，王亞忱幫助經營不善的燈泡廠轉型，具體做法是與兒子王曉軍合作聯合到南非開設工廠。阜新燈泡廠投入600多萬元貸款建設南非的工廠，但最終是錢盡廠黃。王亞忱追要到了兒子的投資，但有職工反映，高文華案，是燈泡廠轉型的翻版。
調查仍在進行，但並非所有問題都在調查範圍之內；事件正在發展，但並非所有發生的都可以接受。他們是黑暗中的強者，卻最害怕陽光——這適用於所有極力掩蓋真相的人。
2006年，本報接到了大量投訴和舉報。一些當事人見到記者第一句話就是：「我的遭遇和高文華一模一樣！」
2006年，「退休高官」這一詞語被越來越多的人熟知。2007年，人們還會提起它以及類似的故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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