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給世界一個機會，尤其是給中國人。去緬懷和渴望吧，1990年的1月16日。那一天成千上萬的東德民眾曾如決堤洪水，從40餘處入口湧進國家安全部的院子。他們把負責國內監視與竊聽行動的辦公室砸個稀爛，把浩瀚的文件和檔案從窗戶拋出去，鋪滿了大街。
令人感佩的是，16年過去了，和我同歲的多納斯馬克，不動聲色的自編自導了處女作《竊聽風暴》，獲得2006年德國電影獎7項大獎，和歐洲電影獎最高大獎。我幾乎愛上了這部電影，在熄燈之後一再為它唏噓。也忍不住推薦給我認識的每一位異議份子。實在很盼望它能夠連下三城，拿下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去年11月，原東德國安部副部長沃爾夫，在這部電影獲獎後不久去世。沃爾夫在自傳中說，他的理想是通過社會主義，使德國永不再重蹈納粹的覆轍。如今雖然失敗了，他說我依然懷著如此的信仰。在這話的背後，是東德國安部的8萬5千名特工。它甚至監控了1800萬人中的 600萬。它的線民人數，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牆豎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國統一後，國安部的全部竊聽檔案，移交給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開放給所有公民查閱。這些監控資料一本本鋪開，有足足1000公里長。它的公開掀開了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潘多拉的盒子。無數人發現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師和醫生都是國安部的告密者。整個社會以極大的勇氣，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擊。一對夫妻雙雙自殺，因為他們發現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賣對方。
1989年的柏林牆和天安門，多納斯馬克和我一樣是個中學生。他是「後柏林牆」一代，我是「後天安門」一代。我真能體會一個「後柏林牆」時代的青年導演，也能拍出那樣椎心刺骨的創傷。但重要的是，他能拍出不虛假的盼望嗎？因為黑暗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殘酷已經殘酷到了家。所以我在電影剛開始五分鐘後，就一直期待著一個對我而言最大的懸念，電影到底會將一種有說服力的盼望放在哪裡？
儘管每一個鏡頭都如此冷靜，每個畫面的色調都落入灰暗。但這部電影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繼續，導演有足夠的溫度去面對人性在制度下的悲涼，並將溫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個竊聽者身上。這個一出場就冷血無比的基爾德．維斯萊爾，負責監聽異議知識份子們的言行。他24小時監聽一位劇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員的生活。他們的苦難、軟弱和對愛與自由的盼望，終於打動了他。一天，他偷走這位作家的詩集，躺在孤零零的沙發上，讀到這樣的句子，「我們頭頂乾淨的天空」，生活在沉沒，鴿子仍在飛翔。
劇作家的一位導演朋友自殺後，他開始寫一篇政論，評論東德政治高壓下的知識份子自殺問題。文章秘密地交給西德的《明鏡》發表，揭露東德1977年開始就不再統計自殺數字，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殺比例高過東德。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地震。維斯萊爾開始想盡辦法掩護這位作家躲過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後，作家遇見前文化部長，他天真的問，為什麼那麼多人被監聽，我卻沒有被監聽呢？部長說，你怎麼知道沒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愛，我們都知道。作家被震驚了，他最終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竊聽人員的資料，並將自己的新書題獻給他。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竊聽會改變一個秘密警察的價值觀。在電影中看到三個理由。一是細節的真實，二是美善的毀滅，三是歷史的提醒。專制政府的大規模竊聽有兩個本質，之一是冒充上帝，竊聽是國家把自己當作偶像的結果，它需要竊聽它的公民，因為竊聽把國家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把國家推上那個至高無上的位置。竊聽的另一個本質是對新聞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對它與個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態充滿了恐懼，也對新聞自由充滿了敵意。它的如意算盤是竊聽一萬個人，就可以少辦一張報紙。
詩句只能顛覆詩句，不能顛覆價值。顛覆價值的是那些真實生活中的細節。當維斯萊爾坐在監控室中，這世上唯有他知道他監控的對象是如此真實。因為那個人不知道自己被監控。在被秘密竊聽的狀態下，一個人的生活是那樣逼真，逼真到沒有絲毫表演性。這樣的生活最打動人，這樣的竊聽使維斯萊爾越發對自己的存在感到虛無。
另一種尖銳的力量，就是看著一種美怎樣在你面前毀滅。女演員最終向著文化部長妥協，出賣她的肉體。他的丈夫與他在臥室的一段對話，深深打動了維斯萊爾。最後維斯萊爾親自對她進行疲勞審訊，當作妻子的最終開口出賣她的丈夫時，你甚至會覺得維斯萊爾才是那個最失望的人。他不能容忍他所監控的對象，背叛那個他不能企及的「頭頂乾淨的天空」。這種軟弱和背叛刺激了維斯萊爾，催逼著他挺身而出，掩護了這位作家，也在作丈夫的面前掩蓋了妻子的背叛。女演員衝出房門自殺，臨死前對這位毀滅了她生活的人充滿感激的說，「我不會忘記你所做的」。
最後一個戲劇性的扭變，是維斯萊爾準備匯報劇作家將秘密給西德寫稿的消息時，他上司偶然談論起被監控的四種人的理論。他說，你竊聽的這個人屬於第三種，叫歷史性人物。千萬不要和他們有任何接觸，不然你會被記在歷史當中。這番話如多米諾骨牌的最後一張，將這個政權在歷史面前的虛弱赤裸裸的表白出來。歷史給維斯萊爾帶來了一個理想主義的維度，他悄悄收起了報告，決定站在歷史那一邊。
這部電影關乎苦難，也關乎和解。扮演維斯萊爾的演員烏爾裡希．穆埃，也同時獲得德國和歐洲兩個最佳男主角獎。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記者說，「因為我的妻子，曾經就是國安部的告密者。這不是別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但他的語氣令人欣慰，如電影的鏡頭一樣平靜。這樣的心酸和平靜，也是我們可以等待的嗎？那些和我一樣大的作家，一樣大的導演，他們都在哪裡？
我不由打量四面的牆，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讓一個24小時監聽我的秘密警察，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成為一個基督徒，成為和我一樣對專制充滿厭惡的人，那麼他失敗了，我也失敗了。納稅人的錢就這麼浪費了。
2007-1-24，寫於懷疑和盼望中。
──原載《民主中國》
令人感佩的是，16年過去了，和我同歲的多納斯馬克，不動聲色的自編自導了處女作《竊聽風暴》，獲得2006年德國電影獎7項大獎，和歐洲電影獎最高大獎。我幾乎愛上了這部電影，在熄燈之後一再為它唏噓。也忍不住推薦給我認識的每一位異議份子。實在很盼望它能夠連下三城，拿下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去年11月，原東德國安部副部長沃爾夫，在這部電影獲獎後不久去世。沃爾夫在自傳中說，他的理想是通過社會主義，使德國永不再重蹈納粹的覆轍。如今雖然失敗了，他說我依然懷著如此的信仰。在這話的背後，是東德國安部的8萬5千名特工。它甚至監控了1800萬人中的 600萬。它的線民人數，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牆豎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國統一後，國安部的全部竊聽檔案，移交給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開放給所有公民查閱。這些監控資料一本本鋪開，有足足1000公里長。它的公開掀開了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潘多拉的盒子。無數人發現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師和醫生都是國安部的告密者。整個社會以極大的勇氣，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擊。一對夫妻雙雙自殺，因為他們發現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賣對方。
1989年的柏林牆和天安門，多納斯馬克和我一樣是個中學生。他是「後柏林牆」一代，我是「後天安門」一代。我真能體會一個「後柏林牆」時代的青年導演，也能拍出那樣椎心刺骨的創傷。但重要的是，他能拍出不虛假的盼望嗎？因為黑暗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殘酷已經殘酷到了家。所以我在電影剛開始五分鐘後，就一直期待著一個對我而言最大的懸念，電影到底會將一種有說服力的盼望放在哪裡？
儘管每一個鏡頭都如此冷靜，每個畫面的色調都落入灰暗。但這部電影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繼續，導演有足夠的溫度去面對人性在制度下的悲涼，並將溫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個竊聽者身上。這個一出場就冷血無比的基爾德．維斯萊爾，負責監聽異議知識份子們的言行。他24小時監聽一位劇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員的生活。他們的苦難、軟弱和對愛與自由的盼望，終於打動了他。一天，他偷走這位作家的詩集，躺在孤零零的沙發上，讀到這樣的句子，「我們頭頂乾淨的天空」，生活在沉沒，鴿子仍在飛翔。
劇作家的一位導演朋友自殺後，他開始寫一篇政論，評論東德政治高壓下的知識份子自殺問題。文章秘密地交給西德的《明鏡》發表，揭露東德1977年開始就不再統計自殺數字，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殺比例高過東德。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地震。維斯萊爾開始想盡辦法掩護這位作家躲過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後，作家遇見前文化部長，他天真的問，為什麼那麼多人被監聽，我卻沒有被監聽呢？部長說，你怎麼知道沒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愛，我們都知道。作家被震驚了，他最終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竊聽人員的資料，並將自己的新書題獻給他。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竊聽會改變一個秘密警察的價值觀。在電影中看到三個理由。一是細節的真實，二是美善的毀滅，三是歷史的提醒。專制政府的大規模竊聽有兩個本質，之一是冒充上帝，竊聽是國家把自己當作偶像的結果，它需要竊聽它的公民，因為竊聽把國家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把國家推上那個至高無上的位置。竊聽的另一個本質是對新聞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對它與個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態充滿了恐懼，也對新聞自由充滿了敵意。它的如意算盤是竊聽一萬個人，就可以少辦一張報紙。
詩句只能顛覆詩句，不能顛覆價值。顛覆價值的是那些真實生活中的細節。當維斯萊爾坐在監控室中，這世上唯有他知道他監控的對象是如此真實。因為那個人不知道自己被監控。在被秘密竊聽的狀態下，一個人的生活是那樣逼真，逼真到沒有絲毫表演性。這樣的生活最打動人，這樣的竊聽使維斯萊爾越發對自己的存在感到虛無。
另一種尖銳的力量，就是看著一種美怎樣在你面前毀滅。女演員最終向著文化部長妥協，出賣她的肉體。他的丈夫與他在臥室的一段對話，深深打動了維斯萊爾。最後維斯萊爾親自對她進行疲勞審訊，當作妻子的最終開口出賣她的丈夫時，你甚至會覺得維斯萊爾才是那個最失望的人。他不能容忍他所監控的對象，背叛那個他不能企及的「頭頂乾淨的天空」。這種軟弱和背叛刺激了維斯萊爾，催逼著他挺身而出，掩護了這位作家，也在作丈夫的面前掩蓋了妻子的背叛。女演員衝出房門自殺，臨死前對這位毀滅了她生活的人充滿感激的說，「我不會忘記你所做的」。
最後一個戲劇性的扭變，是維斯萊爾準備匯報劇作家將秘密給西德寫稿的消息時，他上司偶然談論起被監控的四種人的理論。他說，你竊聽的這個人屬於第三種，叫歷史性人物。千萬不要和他們有任何接觸，不然你會被記在歷史當中。這番話如多米諾骨牌的最後一張，將這個政權在歷史面前的虛弱赤裸裸的表白出來。歷史給維斯萊爾帶來了一個理想主義的維度，他悄悄收起了報告，決定站在歷史那一邊。
這部電影關乎苦難，也關乎和解。扮演維斯萊爾的演員烏爾裡希．穆埃，也同時獲得德國和歐洲兩個最佳男主角獎。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記者說，「因為我的妻子，曾經就是國安部的告密者。這不是別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但他的語氣令人欣慰，如電影的鏡頭一樣平靜。這樣的心酸和平靜，也是我們可以等待的嗎？那些和我一樣大的作家，一樣大的導演，他們都在哪裡？
我不由打量四面的牆，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讓一個24小時監聽我的秘密警察，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成為一個基督徒，成為和我一樣對專制充滿厭惡的人，那麼他失敗了，我也失敗了。納稅人的錢就這麼浪費了。
2007-1-24，寫於懷疑和盼望中。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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