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集權暴政體制,通過永無休止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和暴力鎮壓,剝奪了國人自由思想和表達異見的權利,因而失去了真理的空間。中共為了統治需要,建立了勞教制度,獎惡懲善,極端打壓一切不順從他的人。他們使人類道德淪喪、知識份子的靈魂受到閹割,警察變壞成為魔鬼。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之總和的惡行,已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權災區。郭國汀律師說:
共產實際上用暴力謊言加恐怖控制民眾,強制民眾相信馬列主義。凡是強制之所,便不會有真理。自然規律實際上是道德表現形式,自由則是自然規律的應有之義,沒有自由便不可能有真理。
中共實際上是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中共依靠流氓無產者起家,幹盡了傷天害理的土匪強盜的行徑,因此他們特別害怕知識份子群體,為什麼呢?因為知識份子有思想,有判斷力,能夠識別真假,辨別是非。能夠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一個人有了獨立思想,他就不容易上當受騙。所以中共的歷史就是不斷的殘害或者是閹割中國人的思想自由。
那麼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這是1951年在大陸興起的。從北京大學開始,這個運動首先就閹割了知識份子的靈魂。57年反右,中共將3178470人打成右派。另外1437562人劃分成中右,這個數字實際上是反右檔案的解密,是真實的數字。中共官方宣稱的數字僅僅是56萬人被打成右派。從這個實例來看,每一次政治運動遭受中共迫害的人,實際數字遠遠大於官方數字。當時所有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我想加在一起不會超過600萬人吧,換句話說,有2分之一的知識份子被打下去。
沒有被打壓下去的知識份子實際上都被閹割了。這也就是隨後的發生的所謂的「大躍進」、「三面紅旗」、64年的「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以及「89學潮」「鎮壓法輪功」等等這一系列的荒唐之極的政治運動,幾乎沒有中國的知識份子敢於站出來公開的批評,公開的批判。甚至很多知識份子和中共同穿一條褲子,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這個根源在哪裡呢,我認為就是中共集權專制暴政體制。它剝奪了、擠佔了擠壓了所有人的生存空間,中國知識份子如果不跟中共合作,不向它妥協,不投降,你連飯都沒得吃。也就是說中共的集權專制暴政是超過了人類理上上所有暴政的總和......
為了有效控制國人思想和行為,中共建立了反人類的、反人權的勞教所,對此作家橫河先生評論說:
國際制定法律是保護不順從的人,但中國的勞教制度是懲罰不順從的人,只保護順從的人,所以這種制度本身就是侵犯人權的。因為勞教制度不經審判,按國際制度就是任意拘禁,最高3年,就是你要是跟當局過不去了,它不需要任何藉口就可以判你3年。
郭國汀律師認為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成為警察特務社會,而中國的警察由於集權統治政策和環境的馴化,則成為另類警察,或稱之為惡魔,橫河先生分析說:
是中共的政策把警察變成了惡魔。現在大陸的人都知道,警察就是土匪。警察怎麼會變成土匪的?我其實認識很多警察,我有個朋友全家都是警察,從他本質上來說,他當警察那天來說並沒有想為非作歹,但那種環境、那種氣氛,就最後你不這麼做,你就變成異類了。
舉個例子來說,中國以前法律制定很多,鎮壓法輪功以來,它實行政策是什麼呢?你在別的地方可以講法律,但是你對法輪功學員不能講法律。我有許多朋友去跟那些判法輪功的法官去談過,那法官就說:你以為我有辦法,我也沒辦法。所以法官就是念一念判決書,那都是定了的事情,你不念,你就丟飯碗。
所以,它就是說,對法輪功不用講法律。所以在迫害法輪功時犯下的酷刑罪、殺人罪的這些人,他們不會受懲罰,而往往還會受表彰,司法部表彰的先進的、轉化的那些人,實際基本上都是凶手。
如果你稍微一想依法辦案,你就要受懲罰。那麼最典型的就是跑到澳大利亞的郝奉軍,他只是看到有個法輪功學員被吊在那個地方,後來記者來採訪,記者看到他時問他一句話,他說:都是撒謊。結果就把他關了禁閉,然後就讓他幹別的去了。
就是說,你不能說真話,你不能夠按法律辦事,你按法律辦事你就要受懲罰。這樣就逼著警察你必須作惡,你不能做好人,不僅不能做好人,你還不能做個普通人,你只能做壞人。
它是一個獎惡懲善的制度,所以是制度性的把人變壞,並不是說一個、兩個警察想變壞,不是這樣的。我們舉個例子,魏興燕被強姦,重大的研究生,中共不僅沒有懲罰犯罪的警察,還把把這件事情披露出來的5個人判了刑,這個是中共自己的報紙登出來的,這5個人被判了刑,所以它就鼓勵這些做壞事的人。
因為中共吧,它給他規定了比如說:你在法輪功這個問題上你可以不遵守法律,你在別的問題上你要遵守法律。但是呢,執行的人他做慣了以後他不可能限制在這個範圍之內。因為執法的當局它一定有那種無限擴張權利的傾向,只要你開了個口子,它就會把這個口子撕大。
那麼這裡我還是想起一個問題,站在迫害的第一線的警察的心理變態的問題。特別是現在,因為現在它有一個規定就是說所有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不能公開提,不能宣傳。那麼這些人他本身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對的,人啊,在他的心靈深處是知道對和錯的,不可能不知道,沒有一個人生下來就說我這一輩子就是要做壞人了,沒有的,每個人生下來都認為自己能做好人。每一個人做的時候都要給自己找一個理由我做的是正義的,是正當的。這就是為什麼一個高壓的宣傳在迫害一個團體時是那麼重要的,它就是讓整個社會把被迫害的對象邊緣化,就變成是社會的異類。
但現在問題就不一樣了,現在他們想把整個迫害隱藏起來,所以這場迫害就變得在第一線迫害的人,他們被邊緣化了,他的不到報紙的支持,他得不到輿論的支持,甚至不能公開來說他們做的事情怎麼樣。這樣非常快的速度,他們就被邊緣化。一旦被邊緣化以後,他們的心理變態就會更嚴重。所以就不能排除警察在這方面的暴行很大程度上跟他們的被邊緣化、就是心理變態有關係。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
共產實際上用暴力謊言加恐怖控制民眾,強制民眾相信馬列主義。凡是強制之所,便不會有真理。自然規律實際上是道德表現形式,自由則是自然規律的應有之義,沒有自由便不可能有真理。
中共實際上是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中共依靠流氓無產者起家,幹盡了傷天害理的土匪強盜的行徑,因此他們特別害怕知識份子群體,為什麼呢?因為知識份子有思想,有判斷力,能夠識別真假,辨別是非。能夠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一個人有了獨立思想,他就不容易上當受騙。所以中共的歷史就是不斷的殘害或者是閹割中國人的思想自由。
那麼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這是1951年在大陸興起的。從北京大學開始,這個運動首先就閹割了知識份子的靈魂。57年反右,中共將3178470人打成右派。另外1437562人劃分成中右,這個數字實際上是反右檔案的解密,是真實的數字。中共官方宣稱的數字僅僅是56萬人被打成右派。從這個實例來看,每一次政治運動遭受中共迫害的人,實際數字遠遠大於官方數字。當時所有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我想加在一起不會超過600萬人吧,換句話說,有2分之一的知識份子被打下去。
沒有被打壓下去的知識份子實際上都被閹割了。這也就是隨後的發生的所謂的「大躍進」、「三面紅旗」、64年的「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以及「89學潮」「鎮壓法輪功」等等這一系列的荒唐之極的政治運動,幾乎沒有中國的知識份子敢於站出來公開的批評,公開的批判。甚至很多知識份子和中共同穿一條褲子,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這個根源在哪裡呢,我認為就是中共集權專制暴政體制。它剝奪了、擠佔了擠壓了所有人的生存空間,中國知識份子如果不跟中共合作,不向它妥協,不投降,你連飯都沒得吃。也就是說中共的集權專制暴政是超過了人類理上上所有暴政的總和......
為了有效控制國人思想和行為,中共建立了反人類的、反人權的勞教所,對此作家橫河先生評論說:
國際制定法律是保護不順從的人,但中國的勞教制度是懲罰不順從的人,只保護順從的人,所以這種制度本身就是侵犯人權的。因為勞教制度不經審判,按國際制度就是任意拘禁,最高3年,就是你要是跟當局過不去了,它不需要任何藉口就可以判你3年。
郭國汀律師認為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成為警察特務社會,而中國的警察由於集權統治政策和環境的馴化,則成為另類警察,或稱之為惡魔,橫河先生分析說:
是中共的政策把警察變成了惡魔。現在大陸的人都知道,警察就是土匪。警察怎麼會變成土匪的?我其實認識很多警察,我有個朋友全家都是警察,從他本質上來說,他當警察那天來說並沒有想為非作歹,但那種環境、那種氣氛,就最後你不這麼做,你就變成異類了。
舉個例子來說,中國以前法律制定很多,鎮壓法輪功以來,它實行政策是什麼呢?你在別的地方可以講法律,但是你對法輪功學員不能講法律。我有許多朋友去跟那些判法輪功的法官去談過,那法官就說:你以為我有辦法,我也沒辦法。所以法官就是念一念判決書,那都是定了的事情,你不念,你就丟飯碗。
所以,它就是說,對法輪功不用講法律。所以在迫害法輪功時犯下的酷刑罪、殺人罪的這些人,他們不會受懲罰,而往往還會受表彰,司法部表彰的先進的、轉化的那些人,實際基本上都是凶手。
如果你稍微一想依法辦案,你就要受懲罰。那麼最典型的就是跑到澳大利亞的郝奉軍,他只是看到有個法輪功學員被吊在那個地方,後來記者來採訪,記者看到他時問他一句話,他說:都是撒謊。結果就把他關了禁閉,然後就讓他幹別的去了。
就是說,你不能說真話,你不能夠按法律辦事,你按法律辦事你就要受懲罰。這樣就逼著警察你必須作惡,你不能做好人,不僅不能做好人,你還不能做個普通人,你只能做壞人。
它是一個獎惡懲善的制度,所以是制度性的把人變壞,並不是說一個、兩個警察想變壞,不是這樣的。我們舉個例子,魏興燕被強姦,重大的研究生,中共不僅沒有懲罰犯罪的警察,還把把這件事情披露出來的5個人判了刑,這個是中共自己的報紙登出來的,這5個人被判了刑,所以它就鼓勵這些做壞事的人。
因為中共吧,它給他規定了比如說:你在法輪功這個問題上你可以不遵守法律,你在別的問題上你要遵守法律。但是呢,執行的人他做慣了以後他不可能限制在這個範圍之內。因為執法的當局它一定有那種無限擴張權利的傾向,只要你開了個口子,它就會把這個口子撕大。
那麼這裡我還是想起一個問題,站在迫害的第一線的警察的心理變態的問題。特別是現在,因為現在它有一個規定就是說所有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不能公開提,不能宣傳。那麼這些人他本身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對的,人啊,在他的心靈深處是知道對和錯的,不可能不知道,沒有一個人生下來就說我這一輩子就是要做壞人了,沒有的,每個人生下來都認為自己能做好人。每一個人做的時候都要給自己找一個理由我做的是正義的,是正當的。這就是為什麼一個高壓的宣傳在迫害一個團體時是那麼重要的,它就是讓整個社會把被迫害的對象邊緣化,就變成是社會的異類。
但現在問題就不一樣了,現在他們想把整個迫害隱藏起來,所以這場迫害就變得在第一線迫害的人,他們被邊緣化了,他的不到報紙的支持,他得不到輿論的支持,甚至不能公開來說他們做的事情怎麼樣。這樣非常快的速度,他們就被邊緣化。一旦被邊緣化以後,他們的心理變態就會更嚴重。所以就不能排除警察在這方面的暴行很大程度上跟他們的被邊緣化、就是心理變態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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