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高法的門口，上訪者排成了長串。孟昭平（音）手提著髒兮兮的大口袋，裡面裝滿了她那被槍決了的兒子的照片和文件。她費盡口舌，想勸說那個保安讓她進去，可是人家不聽，這已經是第二天了。
她的要求很簡單，她說，無非是一次聽證，要有法官參加，來聽她講講自己的故事。她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法庭走廊迴盪著。她只有兩個問題：為什麼處死她兒子？她兒子的屍體到底怎麼了？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寫在判決書上：他兒子在一場群毆中持刀殺人。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她相信，就隱藏在中國一項廣受批評的行為之後——盜用死囚器官作器官移植。
「我得找地方說說！得給我公正！」孟衝著那個攔著她去路的保安大叫著。
自從2005年1月她兒子被處決之後，孟一直在尋求問題的答案。她一直沒有看到兒子的屍體。他的屍體編號是207，裝進醫院的卡車，運到了火葬場。
孟相信，那時候屍體裡有用的器官都已經被摘光了。
「盜用死者的器官，我想不出他們的心有多狠！臨死還不讓人安生。」孟坐上了公共汽車到另一個政府機關去，車上，她這樣說道。由於勞累，她的眼圈佈滿了密密麻麻的皺紋。
她雖然這樣相信，卻拿不到直接的證據。不過，中國在死囚器官問題上總是掖著藏著。國外的醫療組織和人權組織說，中國這樣搞是利令智昏，不顧醫學道德，而且操作過程也一點不透明。
跟以前不同，現在批評中國的聲浪不僅是來自國外，像53歲的新疆果農孟昭平這樣的普通中國人也開始質疑政府的做法。
孟昭平的家在戈壁邊兒上，種著蘋果園。從那裡到西安要乘46小時的火車。兩年多來，她借錢從老家到西安跑了十幾趟，有時候還跑得更遠，一直跑到北京，盼著中央政府能出面干預。
美國的聯邦法律嚴禁囚犯捐獻器官，除非是向自己的近親。法律也禁止移植死囚器官，曾經有個別州試圖通過法案突破禁令，但是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雖然美國很少涉入中國的器官交易，美國從醫生到部長都在公開談論這個問題，北京方面也開始對外界的批評作出回應。
在過去的兩年裡，衛生部長黃潔夫兩次公開承認移植死囚器官是中國的常規做法，不過必須取得死囚的同意。
本月，中國國務院制定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使衛生部去年頒發的禁止買賣人體器官的條例更具效力。條例要求捐獻者必須提供書面認可。
不過，該條例沒有提到囚犯。
除了囚犯，其他人群中的捐獻者寥寥無幾。中國的儒家傳統認為身體受之於父母，保持完整是對父母祖先的尊敬。
衛生部官員說，中國面臨著嚴重的器官短缺。據估計，有150萬人需要移植器官，而中國每年實際進行器官移植的僅有約一萬。
但中國的死刑人數一直居高不下，據國際大赦組織稱，2005年至少有1,770人被處決。這意味著所需要的器官很容易得到。
富有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願意支付數十萬美元來購買器官， 經紀人也樂意在買賣雙方間張羅——在中國安排移植只需幾週時間，而在西方往往是幾個月或幾年。這種情況使人忍不住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中國處決犯人是為了投資器官市場?
「器官需求量大是很明顯的。只要有需求就會有市場。」世界衛生組織中國辦公室主任漢克•貝克丹說，「器官市場亟需整治，以便更好地進行指導。」
今年初，衛生部發言人江雨（音）說「中國利用死囚器官執行得十分謹慎。」
「我們制定了一套相關法規，要求個人捐獻者出具書面同意，同時對醫療機構和司法機構的行為也進行規範。」江說，「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十分嚴格的。」
在孟的兒子武振江一案中，儘管記者又是發傳真，又是打電話，希望得到更具體的信息，但是西安市政府機關和司法機關一概不予理睬。記者給衛生部也發了傳真，也遇到了相同的遭遇。不管問什麼問題，衛生部一概讓你看他們的網站，而網站上只有關於醫療衛生的一般信息，從沒有對於具體案例的描述。
孟昭平說她的兒子武振江在長達五頁的遺囑中從來沒有提到過捐獻器官。這份遺囑是他被執行死刑後由司法官員轉交給她的。她兒子是被槍決的，這種方法在中國使用很普遍，不過注射死刑也漸漸流行開來。
「器官是他身體的一部分，如果他想捐獻，肯定會在遺囑裡提到。」孟說。
中國北部的港口城市秦皇島市郊的一家人曾經向記者描述了他家的兒子千瘡百孔的屍體。
「右邊的眼睛沒有了，只剩下個兩厘米的黑洞。他們說是彈孔。」日春風（音）和馬玉俊（音）在寫給美聯社的信裡說。「我們還發現他的肚子上有個長長的傷口，已經縫合過的。法庭的官員最後承認說，從他身上取走了一隻肝和兩隻腎。」
他們的描述看來和人權觀察的一份報告裡的記述相吻合。該報告引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上海前警官的話說，他曾經親眼目睹他們為了移植眼角膜而處決了一名囚犯。
「為了不傷及眼睛，他們朝他的心臟開槍。」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組織的報告引述這位警官的話說。「事實就是這樣。如果他們需要心臟，就會朝死囚的頭部打。」
艾里克•德•里昂（Eric De Leon）是加州聖馬特奧的一位51歲的建築商，去年他在上海接受了肝移植。他把這件事兒寫在自己的博客上，結果卻招致了不少批評。他的博客讀者，還有一家叫「真正透明政治」的網站都批評他支持中國的器官交易。
德•里昂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說，在手術前他根本不知道關於器官移植的這類爭論。他還說，醫生告訴他，肝來自一位20多歲的海洛因商人，在一次邊境衝突中喪了命。
「老實說，我看不出我做錯了什麼，」 德•里昂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要說是專門為我殺了人，我會很難過的。要是說這個人原本是個殺人犯，或者是車禍遇難者，他的肝臟公開提供給接受移植者，我不會太在意。」
孟昭平的問題也漸漸顯得簡單起來。
「我想知道的就是他們對我兒子做了什麼？」她說，「我生了他，養了他，他們憑什麼不讓我見他最後一面？為什麼不讓我再跟他說一句話？」
孟的兒子武振江體格健壯，一頭濃密黑亮的頭髮，他曾經獻過血。2003年，24歲的武振江來到西安學習。業餘時間在網吧打工，掙了錢就寄回家去。
2004年一個春天的晚上，網吧來了一群人，他們不願交錢還想上網，武當即拒絕。第二天，這幫人又回來了。接著發生了一場打鬥，據孟讀到的法庭的記錄說，雙方在街頭展開一場血戰。
武的臉打出了血，指頭也打斷了，無奈抽出了水果刀——那是他媽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朝對方瘋狂地刺去。刺死一人，刺傷三人。
2004年孟曾經在法庭上短短地看見過兒子一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再也沒有給他說過一句話。法庭的文件說，武振江被判為故意殺人，於2005年1月13日執行死刑。
此後不久，孟就開始自己了調查此事。當年的8月份，他在西安市政府大樓外面跟一個老頭兒說上了話。老頭兒說他是一個退休法官，主動提出要幫助她。還說，她兒子的屍體很可能被送到醫院，摘取了器官。她只用交600塊錢，他就可以組織一次有法官參加的聽證。
孟只交了一半錢，此後再也見不到那個老頭兒了。不過，摘取器官的疑惑卻在她心中深深紮下了根。
去年她在北京遇到了一位人權活動認識，她的這種疑惑進一步加深了。
孟和她26歲的女兒武俊傑（音）來來回回到西安，總在一家干店租一間狹窄的屋子，沒有暖氣，房價一天不到20塊錢。她們連坐車的錢都拿不出，吃的是麵條和從老家果園帶來的蘋果。
寒冷的冬天，她們穿著一層摞一層的毛衣來禦寒，在省和市司法機關之間來回奔波，越來越累，也越來越失望。「他們在踢皮球。把我們從一個部門踢到另一個部門。」孟說。
一次，在陝西省高級法院，他們要孟和女兒在停車場等待。等了好久，一個叫張偉（音）的官兒，孟以前曾經見他，終於走過來跟她們談話。孟越說越激動，忍不住又是叫又是嚎，想把兒子的案情講清楚。
20分鐘後，她們被送出來。張偉給了她們他的辦公室電話，答應會「調查」這個案子。
來到西安三天之後，孟和女兒去了西安市最大的一家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告訴她們，武振江的屍體是西安交大醫學院的車拉進來的。屍體編號是207。
在西安交大醫學院附屬醫院腎移植中心，孟和女兒遇到一位陌生人，他一邊抽著煙，一邊說他七年前在這個中心接受過腎移植，腎源來自一位死囚。
「我咋知道？在這兒這是不用說出的事實。」那個人說：「你只要有錢，沒有不可能的事兒。」
醫院的一位姓黃的當官兒的一口咬定說，所有的器官都來自於親屬捐獻。
「除了來自親屬捐獻的器官，別的器官我們一概不做。我們從來沒有用過死囚器官。」黃說，「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武振江的案子。」
她的要求很簡單，她說，無非是一次聽證，要有法官參加，來聽她講講自己的故事。她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法庭走廊迴盪著。她只有兩個問題：為什麼處死她兒子？她兒子的屍體到底怎麼了？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寫在判決書上：他兒子在一場群毆中持刀殺人。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她相信，就隱藏在中國一項廣受批評的行為之後——盜用死囚器官作器官移植。
「我得找地方說說！得給我公正！」孟衝著那個攔著她去路的保安大叫著。
自從2005年1月她兒子被處決之後，孟一直在尋求問題的答案。她一直沒有看到兒子的屍體。他的屍體編號是207，裝進醫院的卡車，運到了火葬場。
孟相信，那時候屍體裡有用的器官都已經被摘光了。
「盜用死者的器官，我想不出他們的心有多狠！臨死還不讓人安生。」孟坐上了公共汽車到另一個政府機關去，車上，她這樣說道。由於勞累，她的眼圈佈滿了密密麻麻的皺紋。
她雖然這樣相信，卻拿不到直接的證據。不過，中國在死囚器官問題上總是掖著藏著。國外的醫療組織和人權組織說，中國這樣搞是利令智昏，不顧醫學道德，而且操作過程也一點不透明。
跟以前不同，現在批評中國的聲浪不僅是來自國外，像53歲的新疆果農孟昭平這樣的普通中國人也開始質疑政府的做法。
孟昭平的家在戈壁邊兒上，種著蘋果園。從那裡到西安要乘46小時的火車。兩年多來，她借錢從老家到西安跑了十幾趟，有時候還跑得更遠，一直跑到北京，盼著中央政府能出面干預。
美國的聯邦法律嚴禁囚犯捐獻器官，除非是向自己的近親。法律也禁止移植死囚器官，曾經有個別州試圖通過法案突破禁令，但是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雖然美國很少涉入中國的器官交易，美國從醫生到部長都在公開談論這個問題，北京方面也開始對外界的批評作出回應。
在過去的兩年裡，衛生部長黃潔夫兩次公開承認移植死囚器官是中國的常規做法，不過必須取得死囚的同意。
本月，中國國務院制定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使衛生部去年頒發的禁止買賣人體器官的條例更具效力。條例要求捐獻者必須提供書面認可。
不過，該條例沒有提到囚犯。
除了囚犯，其他人群中的捐獻者寥寥無幾。中國的儒家傳統認為身體受之於父母，保持完整是對父母祖先的尊敬。
衛生部官員說，中國面臨著嚴重的器官短缺。據估計，有150萬人需要移植器官，而中國每年實際進行器官移植的僅有約一萬。
但中國的死刑人數一直居高不下，據國際大赦組織稱，2005年至少有1,770人被處決。這意味著所需要的器官很容易得到。
富有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願意支付數十萬美元來購買器官， 經紀人也樂意在買賣雙方間張羅——在中國安排移植只需幾週時間，而在西方往往是幾個月或幾年。這種情況使人忍不住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中國處決犯人是為了投資器官市場?
「器官需求量大是很明顯的。只要有需求就會有市場。」世界衛生組織中國辦公室主任漢克•貝克丹說，「器官市場亟需整治，以便更好地進行指導。」
今年初，衛生部發言人江雨（音）說「中國利用死囚器官執行得十分謹慎。」
「我們制定了一套相關法規，要求個人捐獻者出具書面同意，同時對醫療機構和司法機構的行為也進行規範。」江說，「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十分嚴格的。」
在孟的兒子武振江一案中，儘管記者又是發傳真，又是打電話，希望得到更具體的信息，但是西安市政府機關和司法機關一概不予理睬。記者給衛生部也發了傳真，也遇到了相同的遭遇。不管問什麼問題，衛生部一概讓你看他們的網站，而網站上只有關於醫療衛生的一般信息，從沒有對於具體案例的描述。
孟昭平說她的兒子武振江在長達五頁的遺囑中從來沒有提到過捐獻器官。這份遺囑是他被執行死刑後由司法官員轉交給她的。她兒子是被槍決的，這種方法在中國使用很普遍，不過注射死刑也漸漸流行開來。
「器官是他身體的一部分，如果他想捐獻，肯定會在遺囑裡提到。」孟說。
中國北部的港口城市秦皇島市郊的一家人曾經向記者描述了他家的兒子千瘡百孔的屍體。
「右邊的眼睛沒有了，只剩下個兩厘米的黑洞。他們說是彈孔。」日春風（音）和馬玉俊（音）在寫給美聯社的信裡說。「我們還發現他的肚子上有個長長的傷口，已經縫合過的。法庭的官員最後承認說，從他身上取走了一隻肝和兩隻腎。」
他們的描述看來和人權觀察的一份報告裡的記述相吻合。該報告引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上海前警官的話說，他曾經親眼目睹他們為了移植眼角膜而處決了一名囚犯。
「為了不傷及眼睛，他們朝他的心臟開槍。」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組織的報告引述這位警官的話說。「事實就是這樣。如果他們需要心臟，就會朝死囚的頭部打。」
艾里克•德•里昂（Eric De Leon）是加州聖馬特奧的一位51歲的建築商，去年他在上海接受了肝移植。他把這件事兒寫在自己的博客上，結果卻招致了不少批評。他的博客讀者，還有一家叫「真正透明政治」的網站都批評他支持中國的器官交易。
德•里昂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說，在手術前他根本不知道關於器官移植的這類爭論。他還說，醫生告訴他，肝來自一位20多歲的海洛因商人，在一次邊境衝突中喪了命。
「老實說，我看不出我做錯了什麼，」 德•里昂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要說是專門為我殺了人，我會很難過的。要是說這個人原本是個殺人犯，或者是車禍遇難者，他的肝臟公開提供給接受移植者，我不會太在意。」
孟昭平的問題也漸漸顯得簡單起來。
「我想知道的就是他們對我兒子做了什麼？」她說，「我生了他，養了他，他們憑什麼不讓我見他最後一面？為什麼不讓我再跟他說一句話？」
孟的兒子武振江體格健壯，一頭濃密黑亮的頭髮，他曾經獻過血。2003年，24歲的武振江來到西安學習。業餘時間在網吧打工，掙了錢就寄回家去。
2004年一個春天的晚上，網吧來了一群人，他們不願交錢還想上網，武當即拒絕。第二天，這幫人又回來了。接著發生了一場打鬥，據孟讀到的法庭的記錄說，雙方在街頭展開一場血戰。
武的臉打出了血，指頭也打斷了，無奈抽出了水果刀——那是他媽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朝對方瘋狂地刺去。刺死一人，刺傷三人。
2004年孟曾經在法庭上短短地看見過兒子一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再也沒有給他說過一句話。法庭的文件說，武振江被判為故意殺人，於2005年1月13日執行死刑。
此後不久，孟就開始自己了調查此事。當年的8月份，他在西安市政府大樓外面跟一個老頭兒說上了話。老頭兒說他是一個退休法官，主動提出要幫助她。還說，她兒子的屍體很可能被送到醫院，摘取了器官。她只用交600塊錢，他就可以組織一次有法官參加的聽證。
孟只交了一半錢，此後再也見不到那個老頭兒了。不過，摘取器官的疑惑卻在她心中深深紮下了根。
去年她在北京遇到了一位人權活動認識，她的這種疑惑進一步加深了。
孟和她26歲的女兒武俊傑（音）來來回回到西安，總在一家干店租一間狹窄的屋子，沒有暖氣，房價一天不到20塊錢。她們連坐車的錢都拿不出，吃的是麵條和從老家果園帶來的蘋果。
寒冷的冬天，她們穿著一層摞一層的毛衣來禦寒，在省和市司法機關之間來回奔波，越來越累，也越來越失望。「他們在踢皮球。把我們從一個部門踢到另一個部門。」孟說。
一次，在陝西省高級法院，他們要孟和女兒在停車場等待。等了好久，一個叫張偉（音）的官兒，孟以前曾經見他，終於走過來跟她們談話。孟越說越激動，忍不住又是叫又是嚎，想把兒子的案情講清楚。
20分鐘後，她們被送出來。張偉給了她們他的辦公室電話，答應會「調查」這個案子。
來到西安三天之後，孟和女兒去了西安市最大的一家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告訴她們，武振江的屍體是西安交大醫學院的車拉進來的。屍體編號是207。
在西安交大醫學院附屬醫院腎移植中心，孟和女兒遇到一位陌生人，他一邊抽著煙，一邊說他七年前在這個中心接受過腎移植，腎源來自一位死囚。
「我咋知道？在這兒這是不用說出的事實。」那個人說：「你只要有錢，沒有不可能的事兒。」
醫院的一位姓黃的當官兒的一口咬定說，所有的器官都來自於親屬捐獻。
「除了來自親屬捐獻的器官，別的器官我們一概不做。我們從來沒有用過死囚器官。」黃說，「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武振江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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