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官方的現行說法，十七大和奧運會以前，要努力「打造一個和諧社會」，或是要「營造一個和諧社會」。這種提法，起碼在語義上就是荒謬不堪的。好像和諧社會不是順理成章、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要靠強力來「打造」或是精心來「營造」的。強力打造，必須仰仗強權政治；精心營造，靠得就是虛假宣傳。而4月 29日，成都市公安局專門發布的《成都市公安局關於禁止違法信訪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通告》，內中把千百年來無助的老百姓常用的下跪、舉狀紙等14種信訪方式列為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規定，就是以強權政治來「打造和諧社會」的最好說明。
令人疑惑的是，這麼多的嚴刑峻法，為什麼都是衝著民間社會和老百姓來的？豈不知「上樑不正下樑歪」，沒有法律約束的權力更為可怕？群眾有言，「年年反貪，前仆後繼不怕栽」 。為什麼不怕栽？就是栽的畢竟是少數，而撈到手的畢竟是多數。能爬上去的官員都是高智商的人，都會成本核算，一貪就栽，誰還去削尖腦袋去當官呀！現在，對社會上的訪民冤民，法規條例倒是一部接一部地跟進，但對那官場的「貪」，倒是沒有更具震懾的殺手鐧。從社會學的因果關係來看，正是官場的腐敗，才會造成底層百姓的冤屈，才是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所以對「貪」，是要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來認識的。
但眼下的中國，對官場的貪腐之風，不僅缺乏更為有效監督約束機制，甚至連法律也對他們也寬容的很，無可奈何的很。東窗事發前無人約束，事情敗露後也往往化險為夷，因為貪官污吏憑藉他們的手中權力和早就構筑好的關係網，處處受到包庇蔭護，或是從輕發落，如前些年清理煤礦「官股」，某省有關部門就明文規定「凡是在規定的期限內撤出投資，並如實報告、登記的，屬於知錯就改行為，不予追究」，也就是說對「官股」的來源、如何利用職權進行權錢交易的，都可以一風吹了；還有前些時那個彭水詩案中，對下屬打擊報復，恣意侵犯人權，甚至把寫詩人送進勞教所的縣委書記，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理，還異地做官、「好官我自為之」去了，這官官相護，真算到了寬大無邊、慈悲為懷的地步了。
按理說，在一個法制社會，上邊的政府官員更應該具有率先垂範、為民先驅的榜樣作用。可為了自身一黨專政的鞏固和權貴利益集團的需要，中國的法律在統治者眼裡往往是為我所需時才出臺的。為了「穩定壓倒一切」，各地紛紛出臺《上訪條例》，而且是比著看誰更為嚴酷。可改革開放三十年了，出臺不了一個對政府官員有監督作用的《政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催生不了一個對腐敗有輿論作用的《新聞法》。但一涉及到下邊，一具體到約束壓制普通民眾的法律，為什麼就出臺的那麼快？
在官民矛盾日趨尖銳的今天，這種法律籌碼的主次失衡和處罰措施的寬嚴失度，對官方所要精心構建的「和諧社會」來說，不會是一個好現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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