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感覺人在兩個地方是比較容易溝通交流的，一個是在醫院陪伴病人，還有一個就是在旅途 ——素昧平生的幾個人，在小盒子一樣的車廂裡近距離地萍水相逢，於百無聊賴之間總不免有一點傾訴的願望，又因為下車之後便各走一方再無瓜葛，總是更容易說得推心置腹些。前兩天外出時，在火車上遇到了一個「混車站」的票販子，一路上跟我講了火車站幕後的很多事情，雖說有很多是在人們意料之內的，可是一旦從一個當事人的口中得到了求證，還是讓我感到一陣陣的失望和憤慨。
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小夥子，平日裡在家鄉開粥鋪、賣餡餅，只在每年的幾個長假和春運期間跑出來「賣點臥鋪票」，以前「混」北京站，後來又移師天津。用他們的「行話」來講，是做「扛包的」。我坐火車出遠門的時候不多，用到臥鋪票的機會自然也少，但是從歷年的春運報導和周圍朋友講述的春運故事中，對票販子跟車站的勾結也還是有一點想像的。
「你拿一張臥鋪票得給售票員多少好處？」我見他正說在興頭上，便試探著問他。「也不一樣。一般地，也就是20塊錢兒。」「那你們的公關費用也不小吧？比如說，打點警察，要花多少錢？」我盡量措辭婉轉地提問，心裏想著他未必肯作答。「隔三差五地給他幾百塊錢，跟他說拿去吃個飯喝個茶啥的，一次給太多了，他也不敢要。」「那他手下的小兵呢？」「那就不用了，他們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也不怎麼找麻煩。就有一回碰上一個新來的，說什麼都不行，非得把我拉到他們派出所兒去。這個生瓜蛋子！拉我幹啥呢？還沒等他轉回來呢，我又在這兒了。」
「除去這些費用，你這一年下來能淨落多少？」他起初還微笑著不肯說，後來聽我說我又不會來分吃他這碗飯，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春運能掙個十來萬塊錢，黃金週不行，也就是掃個邊兒。」
「一個春運能掙十萬塊？那一天就是好幾千啊？你加價也忒狠了吧？」我逗他。
「不都是臥鋪票，那玩意兒加點錢也有限，再說到了最緊張的時候，我們也拿不著。主要還是送人。」「送人？送什麼人啊？」我對這個專業性挺強的術語一時沒反應過來。「買不著票的啊，我把他們帶進站送上車，一人100塊錢。」「那你還得打點車長啊？」「那不用，我跟車長比劃好了人數，他們上車正常補票。車上補票的票款是由車長調配的，叫啥管理經費——車壞了回站上修，水也在站上加，車上要啥經費啊？他們就都自個兒分啦！所以說車長也高興，老遠看見我就跟我招手兒。」說到這裡，他狡黠地笑了。
「你們這麼大的動靜，風險是不也挺大的啊？電視上總演集中打擊清理（票販子）的，你們的弟兄裡有沒有進去住兩天的？」「那個，輕易進不去。你想啊，一個地方要真抓出幾個票販子來，那管片兒的警察就得受處理，他也害怕，也著急，所以說吧，他就給你安排了。電視臺來錄像的頭一天，我們就知道了，找個地兒喝酒打牌，乾脆不露面兒了，他逮誰去？ 」
票販子還有一項「特權」，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就是他們可以在各個車站之間自由地穿行，卻不用掏一分錢的旅費。而列車員一聽他們是「扛包」的便心領神會，彼此心照不宣。「不是他們不想管，而是管了也沒用。」他跟我講起在車上的經歷時，看似平淡的神情中總不時流露出一點得意。「我們有一回坐車碰到了一個新手，死乞白賴地非找我要票不可，我們互相一嚷嚷，乘警就過來了。兩句話問完，虎著臉衝我喊：「瞎唧歪啥啊？都跟我走！」我當時就問他：「跟你走能咋的？」 結果那哥們兒把我們帶到他辦公那節車廂，跟我說：你非在他那節車廂呆著啊？坐這兒不得了嗎？嚷嚷那麼半天，嚷嚷啥啊？」
我不知道他這一席話裡有多少水分，從電視上看到被警方抓獲的一隊隊票販子上看，他的話顯然有點吹牛，可若是從「40億元流進票販子腰包」這類的新聞報導上看，似乎又不得不信。
40億人民幣。它們的主人是誰？他鄉打拼的遊子、沒有自主經濟來源的學生、辛勞了一年的農民工……都是平民百姓含辛茹苦掙來的血汗錢啊，就這樣在須臾之間，輕而易舉地轉進了票販子的腰包。
在返程的列車上，我特意向一位跑天津—徐州線的老列車員問起他們的收入，他說他55歲了，工齡長，每月能拿到一千三四百塊，「那幫年輕的才幾百塊錢，」而且無論旅客人數多少，這個數都沒有分別。「擠爆了車廂也是這麼多，一個人沒有也是這麼多。」
我聽了這話心裏暗想：如果那個票販子說得是真的，那麼那些車上補票的收入，又被車長「分」給誰了呢？如果不是真的，那他又有什麼道理和必要撒這樣的謊？
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啊，究竟有多少人沒有得到自己理應得到的錢，又有多少錢，流到了原本不應該屬於它的地方？
「車站這些事兒吧，主要是管理體制有問題。」他大概是從我的臉上看出了種種不解，很善解人意地主動點撥我，「抓著一個倒票的就處理管片警察，那他當然得想辦法啦！要是讓管片民警自個兒抓，然後給獎勵，那就不是這樣了。」
我聽了之後沒有說話——且不論他說的這些話是不是問題的根本，單說由一個做非法生意的人來剖析監管部門的「管理體制」，也未免太具諷刺意味了，而令人憂慮的是，這些剖析聽起來居然還句句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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