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固然獲得極大的成就,但在此制度轉換的過程中,顯然出現一些改革的「副產品」,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收入分配急遽惡化。目前國際上在測度收入分配差距最常使用的指標工具為「基尼係數」,此係數介於0與1之間,數值愈大表示社會貧富差距愈大,根據跨國調查的經驗顯示,「基尼係數」在0.2以下為絕對平均,0.2至0.3之間為比較平均,0.3至0.4為合理區間,0.4至0.5為差距較大,超過0.5則代表貧富差距懸殊,而到達0.6則屬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就中國看來,在改革初期此數值約為0.29左右,屬較為平均的範圍,而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與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確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急遽擴大,到九0年代初期已超過0.4的警戒線,而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估算,到2006年此一數值已逼近0.5大關,為 0.496。
任何的改革都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國為了扭轉毛澤東時期過度強調「公平」而忽略「效率」的弊端,卻矯枉過正,卻使得此種分配嚴重失衡,甚至失控,雖中共中央一再宣示要極力消弭貧富差距,總是徒勞無功,此從上述「基尼係數」數值不斷擴大可見端倪。因此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斷裂」,形成「菁英」與「底層」間的割裂,菁英階層包括:掌握組織資源的「政治菁英」、掌握經濟資源的「經濟菁英」以及掌握文化資源的「知識菁英」等,此三者形成統治集團,各種改革政策多獨厚此些特定人群,使其成為絕對受益族群。在過去關於改革效應的討論中,經常會出現一種「西方式」的假設,即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社會結構分化,隨之而來的便是造就出一批所謂的「中產階級」,其將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出現。然而,就中國的狀況看來,在改革過程中「發跡致富」的人群往往與黨國脫離不了關係,若將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於此一階層,簡直是緣木求魚。
就另一方面看來,有一群人屬於社會底層,其為改革開放下的絕對被剝削者,包括廣大的貧困農民、偏遠地區居民以及農民工等。其與菁英階層間貧富差距的兩極化,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而此種「相對剝削感」廣泛存在於社會之中,再加上各種複雜難解的問題,諸如貪污腐敗、工人與農民抗爭等現象交織在一起,從而加深社會的矛盾與張力,此即為何在當前中國各種社會抗議事件中,均會出現一群與抗議主題無關的人群,不僅旁觀、且亦會加入的緣故,此種現象目前由於經濟持續成長而不致擴大,一旦經濟成長趨緩將會使各種社會議題串連,從而使得問題更加難以收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任何的改革都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國為了扭轉毛澤東時期過度強調「公平」而忽略「效率」的弊端,卻矯枉過正,卻使得此種分配嚴重失衡,甚至失控,雖中共中央一再宣示要極力消弭貧富差距,總是徒勞無功,此從上述「基尼係數」數值不斷擴大可見端倪。因此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斷裂」,形成「菁英」與「底層」間的割裂,菁英階層包括:掌握組織資源的「政治菁英」、掌握經濟資源的「經濟菁英」以及掌握文化資源的「知識菁英」等,此三者形成統治集團,各種改革政策多獨厚此些特定人群,使其成為絕對受益族群。在過去關於改革效應的討論中,經常會出現一種「西方式」的假設,即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社會結構分化,隨之而來的便是造就出一批所謂的「中產階級」,其將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出現。然而,就中國的狀況看來,在改革過程中「發跡致富」的人群往往與黨國脫離不了關係,若將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於此一階層,簡直是緣木求魚。
就另一方面看來,有一群人屬於社會底層,其為改革開放下的絕對被剝削者,包括廣大的貧困農民、偏遠地區居民以及農民工等。其與菁英階層間貧富差距的兩極化,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而此種「相對剝削感」廣泛存在於社會之中,再加上各種複雜難解的問題,諸如貪污腐敗、工人與農民抗爭等現象交織在一起,從而加深社會的矛盾與張力,此即為何在當前中國各種社會抗議事件中,均會出現一群與抗議主題無關的人群,不僅旁觀、且亦會加入的緣故,此種現象目前由於經濟持續成長而不致擴大,一旦經濟成長趨緩將會使各種社會議題串連,從而使得問題更加難以收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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