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大對黑窯奴工案無所作為

人大極嚴重的失職
山西黑窯童奴案曝光，海內外輿論滔滔。儘管六月十五日以來，胡溫中央和山西、河南的地方當局作出了一系列動作，然而，鑒於黑幕的進一步曝光和救援奴工的低效，鑒於至今山西、河南兩地的高官中無人辭職，更鑒於官方有意迴避悲劇的制度根源，民間輿論仍然不依不饒，繼續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問責，進一步反思黑窯案的制度和道德的根源。

在民間的追問和反思中，中共人大制度及其代表自然成為主要對象之一。直到胡溫作出批示十天後，中共人大終於出面了。據新華社二十四日報導，全國人大常委在審議「勞動合同法草案」時，一些人大常委高調抨擊「黑窯」事件。常委會委員叢斌說：「『黑磚窯』事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應發生的悲劇。勞動合同法草案通過後，應在全國大力宣傳、認真貫徹執行，避免再次發生類似『黑磚窯』這樣的事件。」另一常委會委員鄭功成表示：「最近發生的山西『黑磚窯』事件讓大家深深地感到，最高立法機關發出這樣的信號是非常必要的。」

我認為，海內外對黑窯奴工案的強烈關注已經半月有餘，號稱民意代表和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才出面關注，實在是過於遲到的表態，很有點「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忸怩。事實上，無論是黑窯案曝光之前還是曝光之後，全國人大和山西、河南的地方人大的無所作為，都是極為嚴重的失職。

人大制度的缺陷
巧合的是，在此次黑窯事件中，有兩位人大代表頗受矚目，恰好從正反兩方面凸顯中共人大制度的缺陷。

一位是黑窯主王兵兵之父、曹生村原黨支部書記王東記，他是洪洞縣兩屆人大代表。「黑窯」案發後，王東記因在王兵兵「黑磚窯」案件中涉嫌違紀問題，被撤銷村黨支部書記職務，但該縣人大並沒有啟動罷免其人大代表資格的程序。只是在曹生村五十名村民代表聯名給洪洞縣人大常委會寫信，要求罷免王東記的縣人大代表資格之後，縣人大才於六月二十二日作出罷免王東記縣人大代表的決定。

一位是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人大主任、省人大代表陳建教先生，他曾孤身一人與黑窯進行過長達九年的搏鬥。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就憑著個人良知和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前往山西，解救出上百名黑窯奴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當陳建教經過長期的孤軍奮戰而感到無能為力時，他想到了求助於胡溫中央。二○○六年九月八日，他直接寫信給溫家寶總理，為了從總體上解決黑窯奴工問題，建議中央政府在全國開展一次整治「黑磚廠」的行動，全面解救被囚禁的奴工。然而，這位省人大代表卻沒有得到來自溫家寶或中央相關部門的任何回音。

帝制時代，嚴重的天災人禍發生後，皇帝本人會下「罪己詔」，嚴懲「消災免禍不力」的官員，有時連老臣和皇親國戚也決不刀下留人。在中共治下，無論發生多麼嚴重的公共災難，被問責的永遠是下級官員，而作為最高決策層的政治局常委決不會被問責。所以，中共特色的政治問責，與其說是追究責任的糾錯機制，不如說是用替罪羊來卸責的機制。也就是，每當政府犯下重大罪錯造成重大公共災難之時，最高決策層為了平息社會義憤和推卸責任，低層級官員就將作為替罪羊被拋出。

只要沒有獨立於行政權力的議會，體制性的監督和問責就是一句空話。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的中共政權，儘管也時不時地唱唱政治改革、黨內民主的調子，三代黨魁的說法也有區別，但他們在堅決拒絕西方三權分立上的態度則高度一致。

對官權失職瀆職無所作為
曹生村黑窯主之父、該村黨支部書記王東記做了兩屆縣人大代表，不過是官員人大代表中的最小官職而已。近年來，因腐敗而落馬的局級以上的官員中，幾乎全是各級人大代表；其中的省部級官員都是全國人大代表。二○○○年九月十四日被執行死刑的大貪官成克傑，案發前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

所以，在中國，人大監督的缺席由來已久，人大制度建立的歷史有多長，監督缺位的歷史就有多長，而人大監督的長期空白，恰與政府濫用權力的由來已久相互配合。當人大的制度性監督完全缺位，人大代表的監督作用就只能寄希望於個別代表的良知。正如獨裁製度下的廉潔，只能寄希望偶爾有清官出現。

所以，在此次黑窯奴工案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人大的幾百萬人大代表中，只有陳建教這麼一位省人大代表有所作為，而其他的人大代表卻對如此駭人聽聞的罪惡不聞不問，對各級官權如此惡劣的失職瀆職無所作為。截止本文完稿時，我只看到一位山東籍全國人大代表王全傑通過電子郵件向山西省長於幼軍提出「籲請山西省勞動與社會保障廳廳長辭職的建議」。

這樣的人大，還有什麼資格聲稱自己是民意機構和最高權力機構！

這樣的人大代表，還有什麼臉面宣稱自己代表民意！

所以，在對黨政權力的監督上長時間無所作為，才是中共人大的實質。而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山西黑窯奴工案的關注，不過是在胡溫中央作出「親民秀」後的又一次奉旨表態而已。

二○○七年七月一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