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幻覺的引導下，一夜暴富的中共政權及其權貴們，全然不顧國民權利極端匱乏和貧富兩級分化的日趨嚴重，也全然不顧中國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還在100位之外，盡情展示暴發戶的揮金如土。
一、獨裁政府錢包的迅速鼓漲
獨裁寡頭和各級政權的暴發戶心態，來自近年來官權錢包的迅速鼓漲，有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為證。據中共財政部發布的信息，中共政權的財政收入連續多年高增長，2007年已經超過5.1萬億元，同比增長31.4%，佔GDP的21%.再創歷史新高。黨國錢包鼓脹的速度。遠遠超過11.4%的GDP增長率，13%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分別是後二者的3倍和2.4倍。
以上差別還僅僅是官方公布的數字，如果按照民間經濟學者的計算，獨裁錢袋鼓漲的速度更為驚人。比如，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先生多次發文，對近年來中共錢袋的迅速鼓脹作了更為具體的數字化分析。
陳志武先生在《我們的政府有多大？》（2008年2月23日《經濟觀察報》）中指出：2007年政府的收入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億農民的純收入。而且，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裡，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去掉通貨膨脹率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加1.2倍！
陳志武先生還指出，中國政府作為中國最大的資產所有者，除了官方公布的財政增長之外，還從國家對土地和高盈利行業的壟斷中獲得巨額收入。作者指出，財政稅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見"的收入部分，而政府的預算外收入、資產增值和資產性收入更為龐大，其增值比財政稅收更大、增長速度更快。比如，到2006年，國有土地的總價值大約為50萬億元。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值29萬億元。由此，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為79萬億元。假設土地和國有資產以GDP同樣的速度升值（11.4%），那麼在2007年，國有資產去年增值9萬億，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為1.6萬億元，二者相加為10.6萬億元，再加上5.1萬億財政稅收，2007年政府可支配的總收入為15.7萬億元。
陳志武先生在《中國財政不民主，但規模極其巨大》還指出，在中國的115.6萬億元資產財富中，只有27.6萬億是民間私人的，剩下的88萬億屬國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那麼，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而政府能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產財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額，是民間的三倍。
由此可見，經濟高增長的受益，政府最多，城鎮居民次之，農民最少。
中國社科院在2008年1月3日發布《2008年中國社會形勢報告》，也印證了陳志武的分析和結論。該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受益者，第一是政府，第二是老闆，第三才是勞工，三者收入佔GDP的比例分別為：政府佔55％，老闆佔30％，老工為12％。
作為對比，美國的相應比例為：勞工佔56％，政府佔30％，老闆佔12％。
二、暴發戶的政績工程
中共錢包愈發鼓脹，就越敢於大搞政績工程和金錢外交，各級官員也越敢揮霍。
首先是中央寡頭們的政績工程。在江朱時代，有江澤民欽定的"中華世紀壇"和"國家大劇院"，有朱鎔基拍板的上海"磁懸浮"。還有什麼"五個一工程"、"愛國主義教育工程"、"世博工程"、"航天工程"，等等，不一而足。江朱時期，最揮霍浪費的政績工程，莫過於1999年中共掌權五十週年慶典，耗費上千億人民幣。
胡溫時代，最為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莫過於"奧運工程"。為了在奧運上爭金奪銀，僅組建奧運隊伍投入一項，中共就出臺了"奧運爭光計畫"，建立起一支由17000名專職運動員、4900名專職教練員的龐大北京奧運兵團。北京奧運的總投資高達430億美元（北京奧組委顧問黃為透露的另一數據是5200億人民幣，也就是700多億美元）。
現在，北京奧運已經結束，中國終於超越美國而成為金牌老大，但滿世界都知道，支撐這個金牌老大的是獨裁政權的花錢第一。可以說，早在奧運開幕之前，中國就已經拿到了百年奧運史上的第一枚金牌--430億美元的投資金牌。這枚金牌所創造的百年奧運史新記錄，很可能是無人能夠打破的永久記錄。
其次上行下效的政績工程。中央大員們為了自己的政績而大搞"首長工程"，各級地方官也就必然為了個人烏紗帽和小集團的利益，不計成本，不管勞民傷財，大搞"政績工程"，在數字上弄虛作假，大樹特樹經濟偶像，只為了用經濟發達來證實領導有方，致使各類好大喜功的"工程"氾濫。比如，全中國竟有183個城市提出了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宏偉目標，也有數十所大學提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甚至，北京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也要在校園邊上花大錢建造五星級飯店。
這種上行下效演化為"奢華攀比"之風，在大劇院的建造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自江澤民欽定了北京國家大劇院之後，一些省市也爭相效仿，不惜勞民傷財而建設各自的大劇院。北京的國家大劇院投資26億，重慶大劇院15億，上海東方藝術中心11.4億，廣州歌劇院10億，武漢琴台大劇院10億，杭州大劇院9億，河南藝術中心投資9億。甚至就連地級市也要建造大劇院，比如浙江的寧波大劇院耗資6.19億，廣東東莞大劇院6億。
第三是官員的腐敗和揮霍。已經有多種資料表明，權貴們的貪污、受賄、賭博、買官等腐敗所涉及的金額，已經佔到GDP的20%，佔目前國民收入的1/3之多。比如，中共官方媒體指出，近年來，中國每年流失到國外的賭博資金超過六千億元人民幣，其中官員挪用公款豪賭佔大頭。吃喝、車馬、休閑旅遊、出國考察、特權福利等消費，合計高達2萬億，佔政府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二，佔GDP的十分之一。
三、暴發戶的金錢外交
自中國對外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從經濟全球化中受惠頗豐，它向西方國家和全球資本市場開放，引進西方的資本、資源、信息、技術、甚至人才，也讓美國和歐洲的大公司越來越垂涎中國市場，特別是中國新經濟的高速發展對高科技產品和國際資本的胃口很大，為美國商家提供眾多機會。與此同時，中國的價廉日用品的大量出口，使中國贏得巨大的外貿順差，在讓西方消費者受益匪淺的同時，也讓西方國家付出了巨額外貿逆差的代價。
當經貿關係在中西交往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之時，中共政權也越來越依靠"金錢外交"。中共用於支撐其合法性的主要資源是"政績"，政績的主要標誌是"我們正在闊起來"的宣示：一方面炫耀中國的經濟增長和財富增加的高速，自我誇耀為世界上的"一支獨秀"，進而誇耀綜合國力的增強；另一方面在與發達國家的交往中，特別是在涉及到政權利益的臺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中共慣用金錢開路的策略，用大把的訂單和政府採購來換取政治利益。由此，政權及其官員的暴發戶心態，不僅表現在國內的各類政績工程和揮霍浪費上，更表現在中共現政權的"大國外交"中。因為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和迅速鼓漲的獨裁錢袋，使中共有資本大玩金錢外交。
君不見，為了討得西方大國對中共對臺政策的支持，也為了讓西方人少在中國的人權、政改等問題上說三道四，中共寡頭們甚至滿世界撒錢。大凡中共黨魁及其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出訪西方大國時，皆要帶上大把的銀兩拋灑一番。最近的實例，莫過於溫家寶的訪美和胡錦濤的訪法，不但求著西方大國的政要來干涉"中國內政"，還要花上足夠的銀兩才能使哀求奏效。溫總理用60億美元購買布希對臺灣的警告，中共政要幾次訪美的大採購，更是高達數百億美元；胡主席曾用幾十億歐元換取希拉克對臺灣的指責，又用200億歐元的超級訂單換取法國新總統薩科齊在人權問題上的沉默。
這樣的金錢外交，固然可以為中共高官帶來到處紅地毯的虛榮，也為中共政權換取減緩國際政治壓力的實惠，營造出全世界華人心向大陸的假相，卻盡透著本末倒置的荒誕：欠發達中國的元首像個腰纏萬貫的大款，發達法國的元首倒像個討好富豪的推銷商。在這種荒誕的背後，是中國大多數弱勢群體的無望和無奈，為了保住自己的老屋，為了在年終討回一兩千元薪金......不斷出現的自焚抗議的極端行為，足見當下中國還沒有闊到向世界撒錢的程度！
其實，金錢外交並非後毛時代的產物，而是中共建政以來的一貫傳統。在普遍貧困的毛澤東時代，老毛為爭當第三世界的領袖，一面逼著百姓勒緊腰帶，一面對那些無賴國家提供無償援助。直到今天，中共政權仍然是朝鮮、緬甸、古巴等無賴國家的最大金主。這種以一黨政權利益為導向的金錢外交，實質上是讓全民財富和國家資源服務於特權集團的利益，從效果上講，也只是一種應對國際壓力的權宜之計，只能得到眼前的暫時利益，而無法使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的主流文明，更無法贏得國際社會發自內心的真正尊重。
四、爆發戶大款的攀比消費
中國改革一直是"跛足"奔跑，獨裁權力主導的改革模式是經濟和政治的高度不平衡，是增長模式的極度浪費和分配模式的極度不公。所以，經濟的持續高增長非但沒有帶來共同富裕，做大的蛋糕並沒有帶來分蛋糕的公平，反而導致極端的兩極分化，先富起來的政策帶來的是權貴"暴發戶"的窮奢極欲。據《新京報》2007年12月31日報導，"中國500富豪榜中榜"在香港發布：中國的億萬富豪數量已經僅次於美國，世界排名第二。擁有10億美元身價的中國富豪的數量，2006年是85名，2007年是146名，幾近翻倍。怪不得有人驚嘆：中國不但是"世界經濟中心"，也已經變成"富豪大國"。
2007年中國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1759元，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3587元。目前中國農村人口起碼有7.5億左右，如此巨大人口的人均年收入才三千餘元，扣除通貨膨脹，絕大多數百姓的實際收入，在事實上是大幅下降。面對如此貧富懸殊的國情，還在大肆吹噓中國已經變成"富豪大國"，很有點兒沒心沒肺的夢囈。更何況，中國的頂級富豪群體的暴富之道，又有幾人的手腳乾淨。看看那些落馬的問題富豪，哪一個不是官商勾結的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中國500富豪榜中榜"並不能真實地反映中國暴富階層的全貌，甚至僅僅是中國暴富階層的冰山一角。因為入榜名單大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私營富豪，而深潛在水面下的巨富並沒有列入其中--從中央到地方的權貴家族。比如，江澤民的公子江綿恆剛一從美國讀書歸來，不僅當上了副部級的中科院副院長，而且在瞬間成為最具暴利的電信業中的"電信大王"。李鵬家族壟斷中國的電力行業，他的妻子、兒子、女兒都在各大電力公司任職，民間稱為"李家電"。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經營的公司，居然明目張膽地拿到國家民航總局的大訂單，胡錦濤的女兒胡海清嫁給網際網路巨富茅道臨。即便以平民總理著稱的溫家寶，其家人也在商海中暴發。溫夫人張蓓莉被中國珠寶界視為"珠寶女王"，她經營的"戴夢得"是中國最顯赫的珠寶公司。溫公子溫雲松（化名鄭建源）經營"寶華投資"，據說僅註冊資本就高達13.6億元，還持有"平安保險"6.67%的股份（價值33億元），所以，溫公子被境外媒體稱為"中國最年輕的億萬富豪"。
對於這些位於中國金字塔頂尖的權貴家族，外界只知道他們橫行於商海，不可能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財富，因為他們的巨額財富隱藏在權力構筑的黑洞中。
當中國西北農村還過著近於農耕時代的苦日子之時，甚至當還有一條京津"貧困帶"環繞著兩大直轄市之時，富豪活動中心、富姐俱樂部和各種會所等奢侈場所遍及天南海北，名車、遊艇、象牙床、宮殿般的豪宅......應有盡有，無論是"土財主"的庸俗消費，還是"洋富翁"的高雅享受，統統是一副暴發戶的臉。土財主的高消費之奢侈，有引起過轟動效應的36萬元的"黃金宴"為證："洋富豪"的高雅享受之過分，有金融高官王雪冰週末坐飛機去夏威夷打高爾夫為證。另據世界奢侈品消費調查顯示，在全球奢侈品窗體底端市場低迷之時，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卻逆風而上，中國內地已成為全球第六大奢侈品市場。
這種剛剛擺脫貧困生活的大陸富豪的暴發戶心態，最突出特徵往往表現為：用大把花錢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夜暴富。開始還只是向窮親戚展示，現在發展為向先前的富人展示。君不見，大陸富豪在香港的高消費，發狂般地購買名表和豪宅；在澳門的豪賭，動輒讓輪盤吃掉上千萬；在美國開名車、住別墅、玩遊艇......已經不是什麼新聞，看得港澳的和西方的中產們唏噓不已。大陸的另一種現實是，即便在持續了多年的經濟高增長之後，大陸的人均產值也只有1000美元，而香港等地的人均產值早已超過一萬美元。
富豪們寧可在澳門賭場一擲萬金，為官員送上厚厚的紅包，為二奶買下豪宅、珠寶、官職、名聲，為留學在外的子女提供奢侈生活，為一飽口腹而大擺黃金宴，為過一個高品質生活的週末而坐飛機去夏威夷打高爾夫......也不願付給農民工該付的工錢，不願給被拆遷戶以合理的補償，不願為打工妹支付最低的福利保障，更不願像比爾。蓋茨等西方富豪那樣，將個人資產的大頭注入社會慈善事業。
近年來，用高學歷進行包裝的暴發戶不在少數，他們也不是真去寒窗苦讀，而大都是用錢購買文憑，在高等學府中的擺闊，當然包含著向知識屆炫耀財富的虛榮。像清華、北大這類著名學府，向富豪們和官員們出售文憑，已經成為固定的創收渠道。即便富豪們想讓子女學有所成，也不是鼓勵孩子們靠個人奮鬥，而是用大把的銀兩為孩子鋪路，伴隨著官方的教育產業化政策，有錢人佔據高質量教育資源的趨勢愈演愈烈，在號稱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的中國，教育的昂貴居然成為十大暴利行業之一，在諸種行業腐敗中，"名校腐敗"大有異軍突起的勢頭。
國人中的極少數突然暴富，苦日子記憶和為富不仁之"原罪"的作用，加之在政治無恥示範下的全社會的道德淪落，共同塑造了爆發戶心態，富貴攀比已經成為孩子們的價值取向。窮人們不再說"先前比你闊多了"，但富豪們卻喜歡炫耀"我現在比你闊多了"。
暴發戶的日常交際也大都是金錢開路，遇強者就用金錢點頭哈腰，通過攀權附貴撈到更多的金錢；遇弱者就炫耀富貴和鄙視他人，一副趾高氣揚、為我獨尊的霸道派頭。寶馬案中那個撞死農婦的富婆，如果與某位高官或另一位開奔馳的車主發生衝突，大概不會那麼囂張。黑社會頭子劉湧，敢命令手下人暴打開煙鋪的小業主，但他斷不敢在慕綏新的親戚或親信經營的地盤上橫行霸道。權錢標準下的欺軟怕硬是暴發戶的通病。
更讓人唏噓的是，這些暴富著、饕餮著、淫亂著、奢侈著的權貴們，其肚皮的厚度恰與靈魂的乾癟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們在窮人面前的大款尊嚴，很有些頂天立地的驕狂勁頭，而一旦面對獨裁政權及其寡頭，他們立刻威嚴掃地，很像永遠長不大的乞丐。僅僅為了在掠奪性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最後晚餐中爭得一個侍從的位置，多分點兒權勢者們吃剩的殘羹敗葉，他們就媚笑著、屈膝著、哄騙著、收買著，但是，權力、金錢和謊言所包裹的仍然是一無所有的靈魂。
2008年9月13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2008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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