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的犬儒傾向和默克爾訪華

中共當局在國內用經濟誘惑和政治高壓，堵住了一些社會良知的嘴，在國際上用經濟利益交換，繳了一些西方國家領袖的械。犬儒化的傾向，在大陸境內盛行，在國際上也悄然瀰漫。筆者因此問自己，在中國強大的經濟攻勢下，如果連堅守人權、自由和民主的西方社會，也犬儒化了，那麼這個世界還有希望嗎？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近日訪華告訴我，這個世界還是很有希望。

最近幾年，一些主張人權、自由與民主的西方國家，出於經濟和貿易利益的考慮，對他國的人權、自由與民主置若罔聞，反映冷淡，甚至迴避，表現出犬儒化的傾向。他們在同中國打交道時，通常有這樣幾個盤算：第一，對中國領導人談人權、自由與民主，他們會不會聽得進去呢？如果他們聽不進去，說了也白說，還不如不說。第二，中國領導人好面子，對著東道主，哪壺水不開專提哪一壺，是不是太不給人家面子了？與其公開譴責，不如私下規勸。第三，和中國談人權會不會妨礙經濟？如果會損害本國的貿易和商業關係，不如專心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以商促變。

在這些盤算中，最要害的是第三點，以商促變。本來以經濟發展促進政治進步，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挑戰了這個真理。中國的例子顯示，它的經濟增長速度越快，政治緊縮幅度就越大。指望中國的經濟增長自動促進政治變革，變得越來越不現實。此外，中國內部的犬儒傾向也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外部的壓力，特別是民主國家保持對中國政治變革的壓力，對督促中國政治進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可是一些歐洲國家的領袖，為了本國的經濟利益，對中共紛紛軟化自己的人權立場，降低自己的道德堅守。前法國總統希拉克和前德國總統施羅德就是兩個比較犬儒的例子。特別是默克爾的前任施羅德，他以穩健著稱，在中國表現得也很穩健，不刺激中共，不談人權，甚至還在關鍵問題上投其所好。他在任時，曾要求歐盟對這個至今還在鎮壓自己人民的專制政權取消武器禁運。

默克爾卻反其道而行之。她在北京大聲地向中共三巨頭提出他們最不想聽的人權、新聞自由和環境污染問題，公開地會見李大同等主張新聞自由的記者和維護農民權利的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她還毫不客氣地告訴中共，國際社會要在北京奧運召開之際，在人權和自由問題上對中國提高警惕。

如果考慮到默克爾面臨的國內產業界的壓力，她對人權立場和新聞自由的堅守，才更加令人激賞。同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德國有一種特殊的擔憂，那就是，在中國雄心勃勃的經濟趕超計畫中，德國是下一個趕超目標。對德國產業界來說，與中共談人權，會不會使德國喪失中國的大訂單，進而喪失競爭優勢，是一個極為現實的考慮。然而，正如一家德國媒體所說，「默克爾沒有把生意放在良知之前」。

默克爾在人權問題上之所以理直氣壯，是有歷史緣由的。1970 年，剛剛上任的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在全世界的注視下，當眾下跪，向在二戰中被德國納粹迫害、屠殺的數百萬猶太人道歉。自那以後，一個脫胎換骨的德國，擺脫了政治包袱，在經濟增長的快車道上突飛猛進，從此躍入世界大國的前列。

中共要想使中國成為真正的世界級大國和強國，必須首先學會尊重人權，學會脫胎換骨。這應當就是默克爾訪華要向中共領導人傳遞的資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