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魯龍生
筆者妹夫之兄魯龍生，他上小學之時，課本上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五個字。老師在講解課文時，明明知道：這是在灌輸謊言，但只能閉眼唸經，來宣講毛主席的種種"恩情"。什麼"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啦！什麼"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啦！什麼"山高海深不如毛主席恩情深"啦......老師講得唾沫橫飛，大部分懵懂未開的孩子，在這種長期性的灌輸下，耳濡目染，水滴石穿，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全盤接受了"毛主席好、共產黨好"的觀念。
而當年的魯龍生，卻是一個善于思考的孩子。他感到老師的講解，與現實很不相符。於是就跟老師抗辯道："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好個屌，麥子粑粑都吃不飽！"......
就因為這麼一句話，他被老師趕出了學校。以後，任何學校都拒絕接收他這個學生。理由是"這孩子思想太反動"。他從此輟學，一輩子都沒有書讀，幾乎成了一個文盲。
憑著他的靈性和慧根，憑著他的善于思考，如果給予他良好的教育和啟迪，說不定，能把他培養成我們國家的優秀人才。一棵人才的幼苗，就這樣被掐斷了。一個異常聰明靈慧的孩子，在這個控制得密不透風鐵屋子裡，就這樣被扼殺了。
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不幸，而是一個民族的不幸。因為這樣的教育系統，其根本目的，乃是為了培養馬列毛邪說的迷信者，培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接班人，而不是為了啟迪智慧，而不是為了培養人民的良善美德，而不是為了傳承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這樣的教育體系，只是傳播虛假而掩蓋真實的工具，只是培養奴性而泯滅良知的流水線，只是傳播愚昧而扼殺靈性的大染缸......
魯龍生的遭遇，當然是這種苛政暴虐的受害者。
2、陳六狗
七十年代時興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我在《"處遺"隨感》一文中曾說到過：一次"奇特的‘憶苦思甜'大會"--"......七O年代的一個夏夜，越城嶺下萬鄉河濱的一個小山村，紅極一時的公社革命委員會主任（以下簡稱"主任"，要在村裡親自主持召開一次‘憶苦思甜大會'......主任從村裡挑選陳六狗，作憶苦思甜的報告，進行‘階級鬥爭'教育。
"......只見陳六狗像模像樣地端坐在主席台上，將腰板挺得筆直，將‘舊社會'是如何如何的苦，說得頭頭是道。頗能引起台下‘貧下中農'的共鳴。主任見陳六狗的報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很辛苦勞累，便不住地點頭嘉許，還恭恭敬敬地給陳六狗遞上一杯熱開水。陳六狗活了這麼大把年紀，何曾承受過這般禮遇？這使他受寵若驚。
"也就是這一寵一驚，可誤了陳六狗的大事--打斷了他的思路。他便問主任：‘我講到哪裡了'？主任鼓勵他說：‘是請您來作憶苦思甜報告的，就繼續憶那過去的苦吧'。
"陳六狗想了一會，然後提高嗓門對台下說：‘要說苦啊，再苦再苦也沒有六O年那麼苦哦......'
"主任見陳六狗說錯了話題，就趕忙打斷陳六狗的話柄，並提醒大家說：‘剛才是陳六狗同志記錯了時間，他講的本來是舊社會的事情的。安！'
"那陳六狗一時得意忘形......便十分認真地抗辯說：‘沒有錯！舊社會苦是苦，沒吃沒喝時，還有野菜山芋吃。六零年的那種苦，苦得連野菜山芋都沒得吃。六零年的苦，那才真叫苦哩！'
"主任那張笑容可掬的臉，像變戲法似的，一轉眼就變成了一個活閻王。可憐老實巴交的陳六狗，立馬就倒了大霉。他從一個紅極一時的典型人物，一下子跌入萬丈深淵，立馬就變成一個‘現行反革命'，受到了無情的批判和殘酷的鬥爭。所幸他為人友善忠厚，村人憐惜。鬥爭會上，主任的凶狠批鬥，沒有多少人去附和，大家對他網開一面，才讓他揀了一條老命。"
我於八四年秋季參加"處遺工作隊"，與同事們來到陳六狗家裡，為其宣布平反。所謂"平反"，也很搞笑的。工作隊寫上一句："過去加在XXX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現予推翻，並予以平反"，然後蓋上一個刻有XXX字樣的紅坨坨，就算完成了"平反"的任務了。至於他們受了十幾或二十幾年的冤屈，受了幾十年的歧視壓迫，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這些人，難道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3、元昌伯
吾父之堂兄，即筆者的堂伯父，有同胞兄弟三人。伯曰元昌（小名長子），仲曰有昌（小名有仔），季曰俊昌。俊昌伯家境自保略有餘，而元昌伯與有昌伯之家境卻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因為在"解放"前，元昌伯勤儉持家，精於謀劃。而有仔伯卻因食口眾多，加上他比較懶惰、農事生疏，且不善謀劃，於是，常常陷入困窘之中。
為了接濟弟弟，元昌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糧食給有昌伯度急。這樣一年年的積累下來，就有了十幾擔稻穀的"債務"。
元昌伯見有昌伯一家生活艱辛，也從來沒有向其弟弟摧討過"債務"。"解放"後，村裡進駐了土改工作隊，"摸查"了一段時間後，接著就進行了土改。
土改工作隊所依賴的對象，一般是那些相對貧困的人。越是貧困不堪的人，就越是受到土改工作隊的看重。許多好吃懶做的地痞無賴，因其赤貧，於是受到土改工作隊的格外垂青，馬上就被提拔為農協骨幹，對鄉親鄰里頤指氣使，並掌握著鄰里鄉親的生殺予奪的大權。
也正因為他們的無賴和無恥，而沒有良心和道德上的負擔，才特別能夠聽從土改工作隊的指揮和擺佈。從而對平日裡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親鄰里，最能下毒手和狠手，並把當時農村社會眾望所歸的鄉紳往死裡整--這就叫"土改積極份子"，或叫"有革命性"，或叫"階級立場堅定"云云。
加之元昌伯於"解放"前擔任著甲長。按他的說法，主要職責是調處鄰里糾紛，組織公益事業，完成徵糧納稅的任務等等。他還經常念叨說：他做調處工作，常常是"賠錢善事"等等。而按土改工作隊的說法，則是"反動的偽甲長"，屬於被打擊的對象。
因為有昌伯生活困窘，於是受到工作隊的特別關心。土改工作隊員淳淳善誘，來啟發誘導有昌伯曰："只要你肯定王元昌放債給你，那十幾擔稻穀就不用還啦！"
有昌伯當年也不知道厲害，只是想貪圖哥哥的十幾擔稻穀"不用還了"的便宜。於是就供稱是元昌伯放債給他的。（元昌伯後來告訴我說，那十幾擔穀子，他沒有跟有仔伯摧討過，但也沒有說過"不要他還"的）
更由於元昌伯精於算計，其待堂兄弟如外人。一次，筆者大伯父於青黃不接之時往借谷，元昌伯開口則曰利息多少云云。大伯父怒而轉往遠房借之，而遠房之家卻是熱心幫助吾家度急。故吾伯父們對此耿耿，不太看得起他。也由於當時不知道"劃階級成分"的厲害，就抱著無所謂的態度，而懶得出面澄清事實，為其開脫。
這樣一來，元昌伯就被劃成了富農。其實，村裡家境好於元昌伯的人家，有好幾家。
幾十年中，他受盡了歧視、迫害和屈辱。比如大隊幹部要乾柴烤火，一個便條下來，元昌伯就得老老實實將乾柴送去。否則，就會受到凶狠的批鬥。從來就不管他家裡是否有柴燒，也不論是天寒地凍、還是下雨下雪，更沒有任何報酬。還比如各村放電影，就要元昌伯等"地富分子"抬接或抬送發電機和電影機。他們這麼汗水津津的辛勞，卻不許他一家人看電影。那時的發電機和電影機，都是些龐然大物，而不像現在農村的電影器械這麼簡便輕捷。還比如文革之中，各地屠殺地主富農成風。元昌伯一家，嚇得躲進家裡，整天大門不出，二門也不邁，農事荒廢......
筆者當年在大隊部所在地毛蘭村就讀完小，常常接到幹部的指令--讓我捎口信或帶書面通知。書面通知一般用一張小紙寫成，折成"岡"字狀。內寫必須由元昌伯無償完成的送物或服勞役的指令。我也不敢不捎帶的，因為這是學生"政治思想品德"考評的依據。
每次送通知，我走到元昌伯的門口，怯生生地說："長子伯，XX讓你做XX事！"自己卻是低頭紅臉，匆匆而別。就像自己做了虧心事一樣。元昌伯則在我身後大聲答應曰："好的！明天就去"，或"下午就送去"等等。
吾父在土改時也擔任了一名鄉社幹部，他知道這些情形。於是在晚年，常對我曰："你有仔伯不是人啊！"
我則反問父親曰："你明明知道長子伯的冤屈，卻不出來指正，這與有仔伯沒有多大的區別嘛？"
吾父沉吟良久，才虛虛地說："那個時候，我哪敢說啊！那些土改工作隊，都背著盒子炮，洶得很。把他們弄毛火了，就給你戴上一個‘破壞土改'的帽子，隨時都可以一槍崩了你的。再說，一個村子裡，總得按上級的比例劃出幾個‘地富'呀。否則，任務怎麼完成？"
我說："你不是老是說‘毛時代好'嘛！毛時代連講句真話的權利都沒有，又好在哪裡呀？再說每次整人或殺人的運動，都由毛摸摸腦袋，然後確定被整或被殺的人數，從來就不管人家是否冤屈。世界上還有那個國家是這樣草菅人命的？這不是恰恰證明了--毛時代的荒唐悖亂嘛！......"
元昌伯於1991年去世，筆者堂弟為之擬一輓聯曰："恨當年勤儉持家成另類，惜晚景欲食乏得忍心頭"。頗能說明元昌伯一生之艱辛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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