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我被「國保」傳喚了

1 月16日上午8~9時，家中電話連續響了兩次，每次有十幾聲。因來電顯示的電話號碼不熟悉，我沒有接。下午4~5時，同一個電話號碼又響，我接了。是貴陽 "國保"的電話。電話中，對方確定我是方家華之後，要我立刻同他們見面。我說沒有時間。對方就要求我第二天（17日）上午10時到貴陽"國保"，要同我談話。

給我打電話的人，口氣還算客氣，但是是中共官方的那種客氣口氣。我們中國人是太熟悉這種"客氣"了。我也本可以不理睬，也根本不去同他們談什麼話。貴陽"國保"就在貴陽市公安局，人都被傳到了公安局，會有什麼"談話？"和他們又有什麼可談的？他們只是具體的傳換者，抽象的傳換者是中共政權，決定他們傳喚我的，是中共。

但我也考慮到他們會"登門拜訪"。他們的"登門拜訪"不是什麼鬧著玩的。我在2007年3月，被他們"登門拜訪"傳換過一次。那一次讓我的家人懼怕的樣子，至今都還記憶猶新。一想起，我就感到深深歉意。我個人一生都遭受中共的迫害。我不懼怕中共對我個人的任何迫害，直到上刑場，我也能做到"慷慨成仁，從容就義"。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生命中驕傲地流淌著我們祖先"士可殺不可辱"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文化血液。事實上我也曾於1986年因為幾十萬元的三角債務問題，居然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而我拒絕上訴。（後因我的同"案"上訴，他被無罪釋放，我被判處10年）。我從骨子裡蔑視中共的法律。因為人類的法律是正義的，正義的法律是人類的。而中共的"法律"，是黨"律"，是階級"律"，是一個政治集團的"律"；而不是人類的"律"，不是法的"律"。如果有一天，中國的"法律"成為真正的法律，我從骨子裡就會生長出敬畏，並為我的國家有了正義的法律而歡呼。

我不願意讓他們"登門拜訪"。電話之後，我給李仁科和莫建剛通了電話，告訴他們貴陽"國保" 傳換我的事。並告訴他們，可能不會有什麼好事，我已經作好回不來的準備。如果真正回不來了，就請他們把消息公開在網路上。我聽到他們對我的關心，很是感動。我又見了李仁科，交換了一些根據多年和貴陽"國保"打交道的經驗，並托他如有不測，就安慰一下我的家了人。然後回到家中，為了在遭遇不測之前多發出一點聲音，匆忙趕了一篇《中國的誹謗罪與中國政治》，發往《自由聖火》。然後收拾好自己的一些電腦資料和閱讀書籍。

17日上午10時正，我帶著換洗衣服和洗刷用具，到了貴陽"國保"。我被帶到一個姓李的辦公室。他們是兩個人。"談話"的內容斷斷續續如下：

對方："方家華，你帶這些衣服幹啥？不是說不用帶換洗衣服嗎？我們只是叫你來談話，又不是要抓你。"

我："我是準備讓你們抓的。我不相信你們的話。你們‘叫'我來的是公安局，而不是什麼安全和‘平等'談話的地方。‘談話'不是談話。"

對方："我們只是找你談話。你說是傳換。網上也張貼了‘貴州著名民運人士方家華受到警方傳換'。這麼快，你給哪些人講了？"

我："我接到你們的電話傳換後，我告訴了李仁科和莫建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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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你最近在網上發表了幾篇文章，是嗎？"

我："是的。"

對方："發表在什麼地方？"

我："我不知道你們說的是什麼文章？"

對方："有什麼‘物價瘋漲'，什麼‘革命前兆'，什麼‘土地革命'？"

我："是的。發表在《自由聖火》。"

對方："你為什麼要寫這些？"

我："中國有沒有‘物價瘋漲'？‘物價瘋漲'是不是事實？我根據事實談了我的看法。我在關心我的國家呢！我可沒有捏造事實。"

對方："你為什麼要寫‘物價瘋漲'？"

我："各為其主嘛。我的‘主'就是中國的憲政，是中國民眾。你們每個月拿著中國納稅人的錢，不知道‘物價瘋漲'給中國民眾帶來的傷害。、、、、、、"

對方："別說了。我們不是探討問題。"

我："行。"

於是我就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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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他們辦公室的時候，他們說："你要好自為之。"

我："當然。"

整個"談話"都是圍繞幾篇文章。這幾篇文章分別應07年12月24日、29日、31日發表在袁紅冰先生的《自由聖火》。這幾篇文章是《維權與革命》、《物價瘋漲：中國社會動亂與革命的前兆》、《密切關注中國東北、西北的農民革命》。

整個"談話"中，不全都是一問一答的嚴峻，嚴峻的是背景，是他們叫我到這個背景裡來的。叫我來的是政治權力，是德國法學大師施密特說的"主權（政治）就是決定狀態"。沒有主權，就是被決定。這不僅是國與國之間，個人與政府，個人與黨之間也是如此。我沒有民主之權（權力），沒有公民之權（權利）。我被他們"決定"著，他們也是工作。背景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就是一個政權已經因為幾篇文章而恐懼不安。這是傳換我的真正原因和傳換一方。這種恐懼不安不是因為幾篇文章，而是這個政權知道自己已經奔跑在末日的途中，再奔跑就是末日。在末日的途中，任何一點風吹草動就是恐懼，哪裡僅僅是幾篇文章。"談話"的背景比談話的內容要嚴峻得多。

我既然是有準備而來，也不怎樣把背景當一回事。我發現我已經是"談話"中的主動的一方。於是就有些"閑情逸致"起來，我就有些像"阿Q"了。阿Q因為自己頭上的"癩"，喜歡看別人頭上的"光"，在因官府栽贓的搶劫罪被押上公堂的危急深刻，也不改德性，去看別人的光頭。因為我年輕時也算英俊，我就看到我的談話對象的英俊。這等英俊的形象和觀瞻，背後卻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政權，我有種隱隱的悲哀。要是我的國家是一個法治國家，我的國家的政治是光明磊落的政治，那該多好！他們不抽煙，但允許我抽煙。我尊重他們，整個"談話"中沒有抽煙。

整個"談話"中，他們問了我的生活情況，談了一些什麼"低保"之類的內容，還列舉了他們"關心"一些貴陽民運人士的艱辛生活的例子。我明白他們的用意。我拒絕了。

整個"談話"中，李仁科整個過程都在關心，給我打了手機，陳西也給我打了手機；海外《自由之聲》也通過李仁科電話採訪我。《自由之聲》的電話採訪被我的談話對象制止，我關了手機。後，《自由之聲》打電話給李仁科。李仁科為了我的安全，告訴他們"國保"最高領導的電話。一會兒，"國保"最高領導的電話打到了我們談話的辦公室。之後，對方告訴我，我可以走了。這時是中午12時正。

下午，莫建剛到了我家裡。網上貼子是莫建剛貼的，《民主論壇》給我的回信中，也知道了我被傳喚，有問候。這也是莫建剛發出去的消息。中午至下午這段時間，《自由之聲》和《自由亞洲電臺》也採訪了我，這也是李仁科干的。晚上，李仁科和陳西到了我家裡。

我被貴陽警方傳喚，有這麼多人關心，我感謝並感動。

這是08年1月17日，貴陽警方的"傳喚"開始了！警惕！並請社會密切關注08年貴州的人權狀況！

08年1月17日於貴陽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