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新書《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唐筱菊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出門坐車。北京的司機好侃,一眼瞥見書名,找到了話題:"‘五七干校'是個什麼學校?在哪兒呀?"我有些詫異:司機看樣子人到中年,怎麼會不知道"五七干校"!那是一段令許多親歷者刻骨銘心的歷史啊!
這本書收錄了31位親歷者的回憶。"文革"浩劫的第三個年頭,黑龍江省革委會在慶安柳河辦了個農場,把一批機關幹部集中起來勞動,取名"五七干校"。叫這個名,是為了紀念那個著名的"五七指示"。這個"新生事物"被一條"最高指示"推廣到了全國,城裡的各個單位,都要求在農村建"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干農活和「改造思想」
去"五七干校"的大體是兩類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來的"走資派"、"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反動文人",夠不上關監獄但又背上了種種"罪名",從這本書裡可以看出個大致:蕭克、張中行、蕭乾、王西彥、於光遠、周而復、龔育之、王蒙、李莊、黃冑、舒蕪、陳早春、何茲全、方掬芬、新鳳霞、邵燕祥......;二是各單位的一般幹部、教師、科技人員、編輯記者、醫生護士、演員、運動員。
"五七干校"並非學校而類似農場。既是農場,當然就要干農活。脫土坯、割蘆葦、收麥子、插水稻、擔糞挑水、打場晒糧、挖土固壩、挑泥筑堤......都是"改造思想"的手段。說是"改造思想",其實是懲罰。
比勞動懲罰更難熬的,還是精神折磨。干校裡要進行揭發批判。最令人心驚膽戰的是抓"五一六分子",人人過關,個個自危,被逼瘋、自盡者都不鮮見。也正是在此時,許多人開始了對"文革"的反思。
"九一三事件"之後,"五七干校"悄悄降溫,人們陸續回城重新工作。正式下令撤消"五七干校"是1979年,那已經是"文革"結束之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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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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