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弱勢 無力處置西藏危局

近期,在國外,如在加拿大,有海外華人示威,抗議他們所指稱的西方媒體針對西藏事件的「不實報導」。參加多倫多地區抗議的華人,多達兩千人之眾。且 不論這類抗議活動的背後,是否有中共的影子,單說,他們能夠在加拿大舉行這類集會、遊行和示威,本身證明,他們所旅居的加拿大,是一個高度自由和民主的國 家。 相反,這類抗議,在海外華人的祖國 — 中國,完全不可想像。儘管中國媒體(多為官方經營和控制)處處充斥著「不實報導」和「歪曲宣傳」,但沒有任何人能夠上街抗議,並不遭抓捕、追究,更遑論集結數千人。
    
     即便國內民眾要在中國舉行針對西方媒體的集會或遊行,也不可能。西藏事件後,中共當局下令,在全國禁止大型活動,藉口是「出於奧運安全考慮」。這一禁令, 影響所及,甚至包括大型演唱會、大型展覽和商場促銷活動等,表明,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純屬虛偽,任何時候,中共都以「政權安穩」為中心。
    
     部分中國網民和海外華人所指控的西方媒體「不實報導」,包括個別圖片不完整或者張冠李戴、解說文字出錯等。誠然,即便民主國家的媒體,有時也可能出錯。但 通常而言,民主國家媒體,自由而獨立,不受政府支配,報導角度各異,公信力極高,出錯率極低。針對這次西藏事件,個別西方媒體,在報導中的確出現零星錯 誤;但當西藏出事後,中共立即驅逐外國記者,在西藏內外,實行信息和新聞封鎖,國外媒體出錯,中共豈能沒有責任?
    
    在國際批評聲浪下,之後,中共被迫挑選17家境外媒體進入拉薩,但僅提前兩天通知,僅允許這些媒體停留兩天,全程並由中共官員陪同,不得自由採訪。一手遮天,卻仍然露了馬腳:大昭寺30多名僧侶向這些境外媒體哭訴喊冤,指控中共撒謊。
    
    中共還組織15國外交官到拉薩參觀,也僅限於兩天,全程由中共官員陪同,不得自由走動。但據傳,這些外交官前腳剛走,拉薩又爆發了部分民眾的抗議示威。對這類消息,中共依然封鎖。
    
     國際上都知道,多年來,達賴喇嘛公開放棄追求西藏獨立,而主張西藏高度自治,但北京仍頑固指控達賴喇嘛是「藏獨」。北京的姿態,要麼是睜眼說瞎話,要麼是 裝聾做啞。聽話聽音,其實,北京另有心機:如果藏人主張獨立,中共反而不怕,它可以理直氣壯地鎮壓,至少容易說服漢人;如果藏人追求民主,中共反而恐懼。
    
     達賴喇嘛提到「一國兩制」,中共就如鯁在喉,因為,如果在西藏實施「一國兩制」,就等於讓西藏民主自治。西藏民主化,難免不影響和波及中國其他省區。中共 把「藏獨」帽子死死扣在達賴喇嘛頭上,是說給漢人聽,利用漢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仇視達賴喇嘛。說穿了,中共的真意,是指控達賴喇嘛在意識形態上獨立, 不願意附和中共的獨裁統治。
    
    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2008年,對中共來說,有太多機會,可以通往變革。北京奧運 會,要求中共改善人權的呼聲高漲;臺灣大選,統派上臺,兩岸由統獨之爭,變為制度對比;西藏示威,撼動國際,北京正好展現善意、寬容的大國胸襟。處處都是 機會,中共卻處處放棄,依然用舊手段,應付新局面。
    
    毛澤東之後,鄧小平曾經推行變革,儘管僅限於經濟領域,畢竟也是中共的一次重大轉型。如今,指望中共變革,為什麼就那麼難?
    
     障礙在中共內部:中共已經沒有鄧小平那樣的威信人物。弱勢的胡溫,實際上無能為力。特殊利益集團的崛起,地方主義的盛行,中共內部,各自為政,彼此牽扯, 中央決策中心被架空。胡溫權力,來自於特殊利益集團的私相授予,為了坐穩自己的權位,胡溫忙於擺平黨內各種利益。每逢黨代會或人大、政協「兩會」,僅僅圍 繞「太子黨」、「高幹子弟」、「紅色後代」等,為了安排他們的位子、滿足他們的胃口,胡溫就足以「殫精竭慮」。
    
    在民主國 家,國家領導人由民選誕生,獲民眾授權,先民主而後集中,民選領導人可以充分施展拳腳,大有作為。而在當今中國,沒有黨外民主,而侈談「黨內民主」,程序 倒錯,以至於,既無民主,也無集中。所謂「集體領導」,就是誰也不能「出位」;互相監視,集體死守全黨既得利益。
    
    於是,整個黨政機器,僅按慣性運作。群龍無首的中共,已經失去了變革能力。機器龐大,慣性巨大,因而,仍具有壓倒性的威力。但這是一部老舊的機器,有新招牌,卻只有舊功能。逆滾滾時代潮流,它還能運轉多久?人們可拭目以待。(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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