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国外，如在加拿大，有海外华人示威，抗议他们所指称的西方媒体针对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参加多伦多地区抗议的华人，多达两千人之众。且 不论这类抗议活动的背后，是否有中共的影子，单说，他们能够在加拿大举行这类集会、游行和示威，本身证明，他们所旅居的加拿大，是一个高度自由和民主的国 家。 相反，这类抗议，在海外华人的祖国 — 中国，完全不可想象。尽管中国媒体（多为官方经营和控制）处处充斥着“不实报道”和“歪曲宣传”，但没有任何人能够上街抗议，并不遭抓捕、追究，更遑论集结数千人。
即便国内民众要在中国举行针对西方媒体的集会或游行，也不可能。西藏事件后，中共当局下令，在全国禁止大型活动，借口是“出于奥运安全考虑”。这一禁令， 影响所及，甚至包括大型演唱会、大型展览和商场促销活动等，表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纯属虚伪，任何时候，中共都以“政权安稳”为中心。
部分中国网民和海外华人所指控的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包括个别图片不完整或者张冠李戴、解说文字出错等。诚然，即便民主国家的媒体，有时也可能出错。但 通常而言，民主国家媒体，自由而独立，不受政府支配，报道角度各异，公信力极高，出错率极低。针对这次西藏事件，个别西方媒体，在报道中的确出现零星错 误；但当西藏出事后，中共立即驱逐外国记者，在西藏内外，实行信息和新闻封锁，国外媒体出错，中共岂能没有责任？
在国际批评声浪下，之后，中共被迫挑选17家境外媒体进入拉萨，但仅提前两天通知，仅允许这些媒体停留两天，全程并由中共官员陪同，不得自由采访。一手遮天，却仍然露了马脚：大昭寺30多名僧侣向这些境外媒体哭诉喊冤，指控中共撒谎。
中共还组织15国外交官到拉萨参观，也仅限于两天，全程由中共官员陪同，不得自由走动。但据传，这些外交官前脚刚走，拉萨又爆发了部分民众的抗议示威。对这类消息，中共依然封锁。
国际上都知道，多年来，达赖喇嘛公开放弃追求西藏独立，而主张西藏高度自治，但北京仍顽固指控达赖喇嘛是“藏独”。北京的姿态，要么是睁眼说瞎话，要么是 装聋做哑。听话听音，其实，北京另有心机：如果藏人主张独立，中共反而不怕，它可以理直气壮地镇压，至少容易说服汉人；如果藏人追求民主，中共反而恐惧。
达赖喇嘛提到“一国两制”，中共就如鲠在喉，因为，如果在西藏实施“一国两制”，就等于让西藏民主自治。西藏民主化，难免不影响和波及中国其他省区。中共 把“藏独”帽子死死扣在达赖喇嘛头上，是说给汉人听，利用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仇视达赖喇嘛。说穿了，中共的真意，是指控达赖喇嘛在意识形态上独立， 不愿意附和中共的独裁统治。
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2008年，对中共来说，有太多机会，可以通往变革。北京奥运 会，要求中共改善人权的呼声高涨；台湾大选，统派上台，两岸由统独之争，变为制度对比；西藏示威，撼动国际，北京正好展现善意、宽容的大国胸襟。处处都是 机会，中共却处处放弃，依然用旧手段，应付新局面。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曾经推行变革，尽管仅限于经济领域，毕竟也是中共的一次重大转型。如今，指望中共变革，为什么就那么难？
障碍在中共内部：中共已经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威信人物。弱势的胡温，实际上无能为力。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地方主义的盛行，中共内部，各自为政，彼此牵扯， 中央决策中心被架空。胡温权力，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私相授予，为了坐稳自己的权位，胡温忙于摆平党内各种利益。每逢党代会或人大、政协“两会”，仅仅围 绕“太子党”、“高干子弟”、“红色后代”等，为了安排他们的位子、满足他们的胃口，胡温就足以“殚精竭虑”。
在民主国 家，国家领导人由民选诞生，获民众授权，先民主而后集中，民选领导人可以充分施展拳脚，大有作为。而在当今中国，没有党外民主，而侈谈“党内民主”，程序 倒错，以至于，既无民主，也无集中。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谁也不能“出位”；互相监视，集体死守全党既得利益。
于是，整个党政机器，仅按惯性运作。群龙无首的中共，已经失去了变革能力。机器庞大，惯性巨大，因而，仍具有压倒性的威力。但这是一部老旧的机器，有新招牌，却只有旧功能。逆滚滚时代潮流，它还能运转多久？人们可拭目以待。(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即便国内民众要在中国举行针对西方媒体的集会或游行，也不可能。西藏事件后，中共当局下令，在全国禁止大型活动，借口是“出于奥运安全考虑”。这一禁令， 影响所及，甚至包括大型演唱会、大型展览和商场促销活动等，表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纯属虚伪，任何时候，中共都以“政权安稳”为中心。
部分中国网民和海外华人所指控的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包括个别图片不完整或者张冠李戴、解说文字出错等。诚然，即便民主国家的媒体，有时也可能出错。但 通常而言，民主国家媒体，自由而独立，不受政府支配，报道角度各异，公信力极高，出错率极低。针对这次西藏事件，个别西方媒体，在报道中的确出现零星错 误；但当西藏出事后，中共立即驱逐外国记者，在西藏内外，实行信息和新闻封锁，国外媒体出错，中共岂能没有责任？
在国际批评声浪下，之后，中共被迫挑选17家境外媒体进入拉萨，但仅提前两天通知，仅允许这些媒体停留两天，全程并由中共官员陪同，不得自由采访。一手遮天，却仍然露了马脚：大昭寺30多名僧侣向这些境外媒体哭诉喊冤，指控中共撒谎。
中共还组织15国外交官到拉萨参观，也仅限于两天，全程由中共官员陪同，不得自由走动。但据传，这些外交官前脚刚走，拉萨又爆发了部分民众的抗议示威。对这类消息，中共依然封锁。
国际上都知道，多年来，达赖喇嘛公开放弃追求西藏独立，而主张西藏高度自治，但北京仍顽固指控达赖喇嘛是“藏独”。北京的姿态，要么是睁眼说瞎话，要么是 装聋做哑。听话听音，其实，北京另有心机：如果藏人主张独立，中共反而不怕，它可以理直气壮地镇压，至少容易说服汉人；如果藏人追求民主，中共反而恐惧。
达赖喇嘛提到“一国两制”，中共就如鲠在喉，因为，如果在西藏实施“一国两制”，就等于让西藏民主自治。西藏民主化，难免不影响和波及中国其他省区。中共 把“藏独”帽子死死扣在达赖喇嘛头上，是说给汉人听，利用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仇视达赖喇嘛。说穿了，中共的真意，是指控达赖喇嘛在意识形态上独立， 不愿意附和中共的独裁统治。
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2008年，对中共来说，有太多机会，可以通往变革。北京奥运 会，要求中共改善人权的呼声高涨；台湾大选，统派上台，两岸由统独之争，变为制度对比；西藏示威，撼动国际，北京正好展现善意、宽容的大国胸襟。处处都是 机会，中共却处处放弃，依然用旧手段，应付新局面。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曾经推行变革，尽管仅限于经济领域，毕竟也是中共的一次重大转型。如今，指望中共变革，为什么就那么难？
障碍在中共内部：中共已经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威信人物。弱势的胡温，实际上无能为力。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地方主义的盛行，中共内部，各自为政，彼此牵扯， 中央决策中心被架空。胡温权力，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私相授予，为了坐稳自己的权位，胡温忙于摆平党内各种利益。每逢党代会或人大、政协“两会”，仅仅围 绕“太子党”、“高干子弟”、“红色后代”等，为了安排他们的位子、满足他们的胃口，胡温就足以“殚精竭虑”。
在民主国 家，国家领导人由民选诞生，获民众授权，先民主而后集中，民选领导人可以充分施展拳脚，大有作为。而在当今中国，没有党外民主，而侈谈“党内民主”，程序 倒错，以至于，既无民主，也无集中。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谁也不能“出位”；互相监视，集体死守全党既得利益。
于是，整个党政机器，仅按惯性运作。群龙无首的中共，已经失去了变革能力。机器庞大，惯性巨大，因而，仍具有压倒性的威力。但这是一部老旧的机器，有新招牌，却只有旧功能。逆滚滚时代潮流，它还能运转多久？人们可拭目以待。(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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