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自強運動與改革開放

一、自強與同治中興

2008，注定嵌進歷史的一年。在世界各個城市此起彼伏的因奧運聖火傳遞引發的騷亂，揭開了北京奧運的序幕，也揭開了中共的"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閉幕式。

開年以來，對最近三十年的回溯解析已經眾聲喧嘩。本刊的【改革30年】專輯就呈現了各家的多元視角和思路。諸種觀察，不由使筆者的思緒飄回到一百多年前發生的另一場"改革開放"--"自強運動"。

1861 年8月22日，清朝咸豐皇帝駕崩。一場緊張的權力鬥爭隨之展開。皇后慈禧聯合恭親王奕忻等，處決了顧命大臣肅順等老臣，執掌了朝廷大政。其時，剛剛經歷兩次鴉片戰爭失敗，而太平天國之火尚在南方燃燒，滿清王朝內憂外患，風雨飄搖。政變甫得手的新的統治集團，面對危局，急於中興。於是，恭親王奉命組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旨在 "力圖自強，以為禦侮之計"。於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改良--"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於焉興起。這一運動，持續了三十來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劃上句號。

115年之後，1976年9月9日，中共皇帝毛澤東駕崩。中南海內，劍戟森森。先是，毛的遺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華國鋒、葉劍英逮捕。之後，被毛整肅的鄧小平出山，至1978年底，華國鋒的最高權力被褫奪，鄧終於主宰大局。其時，中國剛經歷了十年文化革命巨大災難，國破民窮，滿目瘡痍。鄧小平力圖開啟中共的中興，推行改革開放，至今，也有三十年了。

比較這兩場"自強""改革"運動，有不少耐人尋味之處。

自強運動在清廷中樞，以奕忻、桂良、文祥等滿族權貴為代表，在地方，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封疆大吏為骨幹，此外，一大批為革新著書立說的讀書人，搖筆吶喊；一大批渴望採用先進技術的工商人士，奔走創業。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國滅亡，國內外出現了一個暫時的和平環境，自強運動步伐於此加速。官方引進外資，允許合資，允許民辦，提倡官督商辦（公私合營），大規模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尤其是當時的上海，慈禧下詔把上海縣提升為上海道，實際上是變成了"經濟特區"。它成了滿清王朝對外改革開放的櫥窗。

這一自強運動，實際上是第一次打開了國門，並引入了不少直至今天我們仍然大體襲用的新事物或新制度、新生活形態、新科學技術。最主要是現代企業制度，現代學校教育制度，現代傳媒，現代交通，現代軍事，現代外交。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關於現代企業，原來中國是不存在的。經過了三十年的自強運動，國人毫無所知的近代工業，從未見過的高樓大廈、汽車、火車、電報、電話這些洋玩意兒，從無到有，開始出現在這塊古老的農耕大地上。特別是十里洋場的上海，新鮮事物，各種洋貨，伴隨著洋輪的汽笛聲，滾滾而來，使中國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軍事工業相繼問世。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經具備了鑄鐵、煉鋼以及機器生產各種軍工產品的能力，產品包括大炮、槍械、彈藥、水雷、和蒸氣輪船等新式武器，用於裝備近代化的軍隊。而在華的外資企業、獨資企業、民辦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即官督商辦企業所生產的產品，也走出國門，行銷世界。

關於現代學校教育制度和留學政策。自強運動之初，由於對外交涉缺乏通曉外語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忻等首先提出培養翻譯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於1862年6月開辦了"同文館"，起先，是設英、法、俄文三個班的語言學校，但隨後，就增加了算學、天文、物理、化學、外國歷史、地理、萬國公法、醫學、生理等課程，成了全面傳授西學的學校。

實際上，同文館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所近代學校，開了中國西式學校教育的濫觴。

與此相平行，自1875年起，教會學校在中國急劇發展。到1899年，教會學校達到約1766所，學生人數增加到三萬多人。其教學內容一般來說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二是中國傳統的儒家經書。三是西方科學知識。

此後，洋務期間，清朝政府還開辦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廣州魚雷學堂、威海水師學堂、南洋水師學堂、旅順魚雷學堂、江南陸軍學堂、上海操炮學堂等一批軍事學校。在普通教育方面，1878年張煥倫於上海設立正蒙書院。1898年，北京大學前身的京師大學堂成立。1904年留日學生創中國公學。至1905年，科舉制被廢除，各地傳統紳士、秀才、童生、富商紛紛設立學堂，至此，中國現代的學校教育體系終於得以全面建立。追溯起來，一百多年前洋務派建立的新的教育體制，如分年排課、按班級授課以及考試、升級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客觀而論，這一制度是在自強運動中萌芽，在晚清末年的新政廢除科舉後正式確立的。這是一項有重要意義的制度性建構。

至於留學政策，1872年，自強運動期間，清政府開始向海外派遣留學生，十四年間派出了七批，共二百多人。這些人回國後，在許多領域代替洋工程師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國產軍艦都是由他們製成的。新式海軍艦艇的管帶、大副也大都由留學生擔任，中國第一條獨立修筑的鐵路──京張鐵路，也是由留美學生詹天祐設計修筑的。更重要的是，這次留學政策，為以後中國的留學運動開了先河，成為近代中西交流的重要橋樑。

關於現代傳媒和新聞制度，也在自強運動時期發端。1872年4月30日，英國人安納斯•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創辦《申報》。《申報》是當時中國境內擁有客觀清譽的中文輿論重鎮，是歷經晚清和民國的歷史最久的報紙。而中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關於外文媒體，1864年7月1日，獨立出版的英文日報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取中文名為《字林西報》。該報通過通訊員跟蹤中國官員的活動和政治事件，報導國際消息等。《字林西報》以消息快捷，材料豐富著稱。這些報紙，主要集中於租界。當時的租界其實已成為西方向中國展示自身的櫥窗，成為現代生活形態在發源地。

此外關於現代交通，現代軍事，現代外交等也是在洋務運動時才開始出現的。自強運動時期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日新月異巨大變化的啟端，今天我們中國人生活中所熟悉的大部分東西及其生活形態，多是在哪個時期萌芽奠基的。

可以認為，雖然政治制度未變，皇權架構未變，但是自強運動（主要在城市）開啟了一個與原來農業社會迥然不同的新形態的現代市民社會。李鴻章稱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從當時自強（洋務）運動來看，它主要形塑了中國人，特別是市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說，那是中國進入現代世界的第一扇門，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步。

於是，經歷自強運動的"師夷長技"，在自強運動前期，呈現了一片"鶯歌燕舞"氣象，史稱"同治中興"。

二、歷史軌跡，似曾相識

返觀一百多年後的鄧氏"改革開放"，與當年的"自強運動"，經歷了不少似曾相識的歷史軌跡。很明顯，兩次改革都直接肇因於此前的大失敗，大混亂，起於危機，起於谷底。因此，幾乎任何一種政策變化，都會導致某種正面效應。

此外，人們不難注意到，由官方出面，引進外資，允許合資，允許民辦，提倡官督商辦（公私合營），大規模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放開留學政策，與西方開展懷柔外交......,在所有這些方面，鄧氏改革對自強運動真可謂亦步亦趨。只不過，用香港取代了當年上海租界的地位，成為金融與信息中心，成為中國面對外部世界的一扇主要窗口。

另一點可成參照的是，洋務運動與鄧氏改革的"進兩步，退一步"一樣，當年洋務派每一步也一樣遇到了強大的意識形態阻力。如，中國第一位到美國的留學生容閎，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八年後回國，卻等了十年才被曾國藩用於買機器和當翻譯。容閎建議的留學政策，直到他回國15年後才實施。1872年，他帶了120名穿長袍的兒童到美國，同行的還有老式中國教師，好教兒童們學"之乎也者"以不忘本；正如中國 80年代的公費留學生要組織黨小組過組織生活，要到中國使領館匯報思想一樣。另外，當年清朝還派一位保守派與容閎同行，以便監視他並防止兒童被西方思想精神污染。後來，由於精神污染很難防止，於是到1882年，這一留學計畫就付諸東流了。

人們注意到，在有些方面，譬如新聞界與教育界，以及土地產權方面，鄧氏改革開放甚至不如洋務運動。與當年洋務時期不同，改革開放迄今為止，中國仍沒有獨立的民間資本和外資所辦的媒體，也沒有一所真正獨立辦學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學校。最近的中國，私有產權的合法性雖然寫進了憲法，《物權法》也已出臺，但是仍有巨大漏洞，那就是土地的私人產權沒有得到確認。這些都留下了巨大隱患。當然，也有改革時期超越洋務時期的，那就是，在洋務時期，曾有守舊派怕開礦、鐵路、電報線會破壞風水，這點，在一百多年後的鄧氏改革時期已經不足為慮了，這恐怕是現代革新比一百多年前僅有的進展。

不過總體觀之，相隔一百多年的兩場改革，有驚人的相似處。質言之，中國統治階層在遭遇生死存亡的內政危機與外部挑戰時，雖相隔近兩個甲子，然其反應模式卻遵循一些相同的邏輯：

首先，最高統治者都設立了改革底線，即必須"堅持"者：自強運動時期，慈禧反覆強調：第一，三綱五常不能變。第二，祖宗之法不能變。第三，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鄧小平也有其著名的"四個堅持"：馬列毛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其實就是一句話：統治集團的壟斷權力不變。慈禧與鄧，異代同心。

其次，自強運動與"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都是：富國強兵。它們不是以每個國民的權利與福祉為本，而是以國家尤其是軍力的強大為本。這是其根本的價值缺陷。

第三，順理成章，改革時最為關注的產業，必以軍事工業為核心和主幹，試圖迅速達成船堅炮利。

第四，自強運動時期，企業絕大多數是官辦官營，辦事的商人被掌權的官員壓榨，毫無效率。官辦企業、官僚資本，貪污腐敗，慈禧又派守舊派掣肘，因此，獨立自主的民間企業始終無法起來。鄧氏改革，是抓大放小，不惜血本，國家資本輸血，保護壟斷性的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融資極其困難，發展之途艱險，導致貪腐空前橫行，貧富高度分化，國富民窮。

由於上述根本弊端，兩次改革，愈近後期，失敗的陰影就愈發濃重了。

雖然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各自都有其相對獨立性，但僅僅是相對而已。歷史的邏輯表明，內在的聯繫是難以斬斷的。或遲或早，一旦欲達成西方式的船堅炮利，就得借用它的科學技術；借了科學就得借用其他知識和觀念，接受了新觀念就得改制度，從經濟制度一直到政治制度。最後走到憲政改革以至革命共和。這些是相互關聯，一環扣一環的。事實上多數國家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不過，對統治者言，由於每一步都很不情願，很被動，因此是"走兩步，退一步"，令全社會充滿了痛苦和血淚。

1894年，中國對日甲午戰爭失敗。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大起大落的血腥泥濘的曲折道路。某種意義上，那是自強運動失敗的歷史後果。

1989年，改革開放所孕育的社會張力，導致了一場類似戊戌事件的血腥政變。此後，在更加收緊的政治控制中繼續推行了一種洋務運動式的改革。二十年過去了，雖然經濟增長可觀，但社會危機日深，與國際社會的不諧調性也日益突出。圍繞北京奧運，今年所發生的種種愈演愈烈的事件表明，鄧氏跛腳改革開放的喪鐘已經敲響。是真正進入國際主流社會，還是退出它而重啟冷戰？今後的中國去向，借用一句溫家寶所引的詩：去問問解凍的河流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