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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沅森: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 (4)

——現身說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殺千萬同胞的秘辛

 2008-10-18 22: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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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禍從天降

1963年,我在長沙市河西嶽麓區杜家塘小學當代課教師,教六年級語文。6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後,我正在整理學生的作業本,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走到教室門口說:"小陳老師,有位同志找,你到小辦公室去。"

我心裏一驚!

腦子裡閃出的第一個念頭是:那間小辦公室是學校黨支部召集黨團員、積極份子商討機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課教師從來沒有涉過足,為何叫我到那裡去?

急速閃出的第二個念頭是:什麼"同志找"?學校領導親自來傳喚,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個外調幹部。﹝注8﹞

領導的傳喚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辦公室,輕輕推開虛掩的門,看見一位黃黑色國字型臉膛、臉上有兩塊小巴痕的中年幹部。我站在門口,他用嚴厲的目光審視我,語調生硬地問"你就是陳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腦袋"嗡"的一聲炸開了,幾乎失去知覺。那年頭,普通老百姓夾緊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惹是非......這個幹部通過領導而來,態度如此蠻橫,凶多吉少,看來,"是非"想躲也躲不脫地降臨到頭上了......

不容思索,要盡量表現出"服從"和"老實",根本沒有考慮問他是"什麼事?""到哪兒去?"

我定了定神,穩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轉身朝外走,他跟在後面,像押送犯人一樣。

走出校門,他在我身後問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不知道。"我小聲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後傳來惡狠狠的聲音。

我的腦袋又"嗡"的一聲炸開了。當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辦的事,誰都不願跨進那座衙門。--我到底惹了什麼禍,犯了什麼法,要押送我到那個鬼見愁的地方去?

真是禍從天降!

雖然害怕,驚恐,但理智還是令我作出了瞬間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會底層以來,從沒有做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事,也沒有與別人議論過毛主席,總不能無罪抓我......有了這一念,才稍微平靜一點,用平穩的步子走進了左家壠派出所。

公安把我領到一間坐了五條漢子的房間裡,令我坐在他們對面一張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來。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圓弧圍著我,一個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我顫顫兢兢,如坐針氈。

天氣有些燠熱,坐在中間那位胖子穿著球背心,上面印了"長沙市九中"字樣。他搖著一把大蒲扇(那年頭沒有電扇、空調),大喇喇的派頭,顯示出他是這裡的"頭",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著我,嚴肅而又堅定地說:

"今天叫你來,不是沒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態度,好好向政府交代問題。"

硬邦邦的當頭棒喝!發話的人是一位操生殺大權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殺大權的"人民政府";他用無可質疑的語氣肯定你"有問題",證明他已經抓到了你的"辮子"(證據)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氣,不知自己在什麼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這麼大的禍!此時此刻,必須冷靜下來,竭盡全力認真對待。"天"已經塌下來了,初始階段的驚恐過去,反而平靜了一些。

首先,我必須端正態度,俯首貼耳、老實恭順、聲音低八度。經過瞬間回憶,我確實想不起哪個地方出了紕漏。

公安首長的問話,是必須回答的。

但我確實想不起應該交代什麼問題,不能回答"是",只好點點頭,表示"聽到了","知道了"。

......

就這樣,我落入了長沙公安的羅網。

從上面的細節敍述中,人們可以看出當年公安的權力是何等巨大,他們是何等專橫、霸道!人民在他們面前,簡直就像小雞遇了老鷹,老鼠見了貓,任何人都無法逃脫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的掌控。

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審問中,公安總是強調我"有問題";我則耐心地反覆申述自己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沒幹壞事。幾個回合下來,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實"、" 不坦白交代"的同時,大約也看出我的態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頑抗,便改變策略,按他們的審訊程式,開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學和熟人。

這個好辦,反正沒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訴他們就是。於是,我一個一個報名字,他們一個一個作記錄:姓甚名誰,家住何方,家庭出身,個人簡歷......在審訊中,我發現公安對兩個人比較感興趣,一個是我的同學Z君,一個是W姑娘。﹝注9﹞反反覆複審問這兩個人,於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這件事而來!

(5)"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湘江流經長沙,把城市劈為兩半,河東為主城區,河西嶽麓山下大專院校林立,為風景文化區。

我在河東小學代課時,認識了同是代課教師的W姑娘。當年她18歲,肌膚白皙,身材窈窕,聰明能幹,很有個性,但不是那種一見就令人傾心的佳麗。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師長,在昆明勞改。因家庭問題,初中畢業考高中,學校便不予錄取了,只好代課謀生。她也愛好文學,常常與我交換書籍,交流讀書心得。我到河西代課後,因交通(當年大橋還沒修,用小火輪擺渡)、通訊(沒電話,靠郵傳)不便,往來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學Z君,高中畢業時患肺結核沒有參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見出身"不好"的同學紛紛落榜,便失去了參加高考的信心,在河東某印刷廠職工業餘學校當教師。Z君"生平無大志,只願小安康"。他酷愛舊體詩詞和毛主席詩詞,常常與我切磋琢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時政,也不喜歡嘰嘰喳喳議論社會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這次審訊前不久的一次會面,Z君曾小聲透露一句:"W姑娘與幾位青年來往密切,可能在搞組織。"

我聽了像木頭一樣,毫無反應。既沒有追問"哪些人?""搞什麼組織?"因缺乏經驗,也沒有說應該迴避,疏遠他們。反正當時聽了就聽了,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反感,像春風吹馬耳一樣,過後便忘記了。

從這種事不關己的態度可以看出,當年我確實沒有一絲半毫反黨思想。儘管家庭經歷"土改"沒收,父親劃右,自己被剝奪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我仍然毫無怨言,內心還是擁護共產黨,拜服毛主席的。從1949年開始,受黨十多年"教育","共產黨、毛主席偉大、光榮、正確"天天響在耳邊,深入腦髓。讀小學五年級時,發現父母"思想改造"帶回的一堆書籍中有一本《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囫圇吞棗地讀完後,感覺共產黨、毛主席真偉大,欽佩得五體投地。我還記住了作者 "胡喬木"這個名字。

當年我是這樣想的:既然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了一個這樣偉大的國家,帝國主義不敢欺侮我們了。現在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搞建設,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辦,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萬不能成為歷史前進的絆腳石。大家齊心合力國家肯定會建設好,國家建設好了,家庭和個人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因此,我(崇)拜服(從)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恍然大悟後,我心中有"數"了。原來公安發現了W姑娘和那幾位青年"搞組織"的蛛絲馬跡,包括Z君在內,甚至認為我也可能參加了。

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性命攸關!

當年,"反革命"是政府嚴厲打擊的頭號罪行,人們最怕受到牽連,誰也不敢沾邊。"知情不報"也"有罪",當局要求每一個老百姓聽到"反動言論",發現"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時報告,否則,就犯了隱瞞包庇罪。

想到這裡,我心裏著急起來。如果Z君不講那句話給我聽,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審訊時,態度就會堅定一些,但偏偏聽到了那句話。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備而來,心裏就虛了半截。

父親劃為右派後曾告誡我:跟共產黨打交道,絕對不能講半句假話,共產黨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現當時的現場,講假話被戳穿後,罪加一等。

心中有"數"之後,父親的教導立馬響起在耳邊。那時候年輕,缺乏經驗,素來不喜歡撒謊的我,哪裡是幾位破案經驗豐富的公安的對手?在目光犀利的窮追緊問之下,隱瞞不住,終於敗下陣來,只好用低頭認罪的態度供認:

"前不久,我聽Z君說,W姑娘和幾位青年,可能在搞組織。"

幾位公安聽到這句話,大為振奮。胖子得勢不饒人地說:

"是吧,我說你有問題,你不承認,企圖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沒問題。現在怎麼樣,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滿面羞慚,啞口無言。

抓到突破口之後,公安乘勝追擊,重點問話是:

"你參沒參加?"

"你知道還有哪些人參加了?"

"有次游岳麓山,你去了沒有?"......

這些問題都依據事實一一回答之後,威脅、恐嚇的話,像連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來:

"你說你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為什麼聽到有人搞組織,不向政府檢舉揭發?"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問題,不但不檢舉,我們來找你,還繼續隱瞞,與我們兜圈子,和政府對抗。"

"放著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裡鑽(長沙方言,意為‘往絕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沒有問題,負隅頑抗,不見棺材不流淚。"

"知情不報,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知情不報,該當何罪?你自己說說。"

"就憑這一條,判幾年,你沒得話說。"

......

當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問"Z書記到底是誰?""Z書記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頭頭?""Z書記是什麼書記?""Z書記作的總結報告內容是什麼?" 時......回答就比較難了。一來,我不知W姑娘新結識的幾位青年中,有沒有人姓Z?二來,"Z書記""作總結報告"時,我不在現場,沒聽到;三來,"Z書記" 如果是我的同學Z君,作"過多解釋"反而有包庇之嫌。問來問去,最後,我說了一句:

"這些問題,你們今後都會清楚的。"

胖子聽了這句話很高興,立即逼問:

"那麼,今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公安已經做好一個"套",逼迫你往裡面鑽。他們不說要你做什麼,而是要你自己說出來。

"......"我低頭沉默不語。

"怎麼,啞了?"見我好一陣沒吭聲,胖子問道。

明明是要我當特務(線人),出賣朋友,這是江湖上最忌諱的事。幾次猶猶豫豫,在緊緊催逼之下,無法迴避,只好低聲說:

"協助政府把情況搞清楚。"

" 對啦!"胖子的目的達到了,表揚道,"這樣的態度就是正確的。我們找你之前,對你的情況進行了研究,看來還不是那種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雖不好,但願意選擇走正道,表現還可以。不過,也非常危險,如不加強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會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談話,是挽救你,把你從懸崖邊上拉回來。剛才你的表態很好,願意跟黨和政府合作,協助我們把情況搞清楚。你要端正態度,積極行動,立功贖罪。"

說完,胖子站起來把手一揮,出門上吉普車,一溜煙開走了。

後來才知道,這位胖子的官還真不小--長沙市公安局副局長兼一科(政治保衛科,簡稱"政保科")科長,是這個城市"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專職最高指揮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說:"明天禮拜天,你打算怎麼辦?"

"過河去會一會W姑娘。"

"很好,與政府站在一邊沒錯的,抓緊辦吧。"L公安交代,每次與對象見面後,當晚就要寫出匯報材料,用平信郵寄給他,他將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走出左家壠派出所的大門,方知天色已晚。一陣涼風吹來,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無一根干紗。

回到家裡,父親問我到哪裡去了,源源本本如實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說:"W姑娘太豈有此理了,共產黨是專挖別人牆腳出身的,還會讓你們幾個毛頭小鬼佔了便宜?幾條小泥鰍,也想掀大浪!讓他們坐幾年牢,受一點教訓也好,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頭?'你只能跟他們干,而且,千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機密,否則勞教勞改,死路一條。"--我在兄妹中最會讀書,父親不願意看到他最疼愛的兒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黨和政府走。

實際上,公安是滿有把握的,在這節骨眼上,不跟黨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條。沒有干與不干的選擇餘地,攤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幹也得干。

後來接觸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訴我:"我們辦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環節,由內線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準確破案。這個方法是史達林發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待續)


﹝注8﹞: 共產黨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個人的歷史搞得一清二楚。如發現疑點,就不惜一切代價調查訪問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個年代外調幹部特別多。經常有人突然來訪,問些陳年舊事。被訪問者一定要老老實實盡一己之所知,向黨和盤托出。如有隱瞞,輕則受責,重則判刑勞教勞改,甚至有人為此丟了腦袋。

﹝注9﹞:1949年共產黨來到後,人與人之間無論男女都互稱"同志",但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與共產黨"同"過"志";當年又忌諱稱"先生"、"小姐",因為那是屬於"舊社會""資產階級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稱男性,借用"姑娘"稱年輕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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