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萬國：林彪罪案的若干疑雲（圖）
在林彪問題的評說上，官方一向忌諱莫深，其箇中原因不難測知，數十年的林彪懸案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歷史公證與徵信的問題。林彪以接班人之專，其權力網路之結構，根深枝蔓，關係著整個高層權力之運作，一旦允許追根究柢，則曝光者已不限林彪身後是非的問題，卻是毛澤東宮廷政治如賈府般的封建本質，弄得不好，只怕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亦要為之動搖。
制約和阻礙林彪大獄之探討的，當然還有一個材料的問題。識者已經指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汪東興經華國鋒之批准，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吳德之同意（按其中葉、汪、陳、紀，另加張春橋等人原為林彪專案組成員），燒燬了「有損毛澤東，有損黨中央形象」的檔案材料，包括會議記錄、會談記錄、錄音和信件七十八件；更為緊要的，是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一段時間與毛澤東、周恩來、江青及汪東興等人的往來信件、電話錄音、談話記錄等九十二件，早在事發甫後的一九七一年十月已分別交予毛、周、江、汪本人「處理」掉了。此類銷「史」滅跡之舉，顯非孤立現象。
八屆十二中（一九八六年十月）前，周恩來就「劉少奇專案組」的調查報告，親手批示「此人該殺」上呈毛澤東。此一筆跡也於八0年初，劉少奇案平反前後，由鄧穎超出面，通過胡耀邦，抽出暗下銷毀。
有此兩大「天然」屏障，欲求林彪事件浮一大白，真恐怕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了。然世有不知其然卻可知其不然者。林彪何人；林案何如，實不好說，但要說此非其人；不是這麽回事，倒也有形跡可察。蓋官方所述，無論如何自圓，稍有常識者亦可覺其破綻百出，不足採信。
其一，官方謂林彪是野心家。
試觀林彪於建國後，以不世戰功自甘寂寞，安然養病，十年未嘗問政。直到「大躍進」年代，毛不愜意周、陳（周恩來被迫寫檢討、遞辭呈，陳雲靠邊站），硬拉林彪出場，以壯寡人士氣，次年又為對付彭德懷，執意要林取代國防部長，這時林彪才正式走向前臺。然以其多病之身，禁不住僕僕風塵之各地視察，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已感不支，屢次向毛請辭，總不見允，唯許其長期休假。
及至文革起，毛髮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宇報，立意鏟除劉少奇，當晚即電召林彪。時林仍在大連養病，全然不知八屆十一中的議程，但在毛的旨諭之下，還是無奈地當了接班人和親密戰友。文革期間，除了奉毛之命，上天安門亮相說話，或會見外賓外，每日至多半小時聽點匯報，餘時獨自在晦室中鑽營他的藥典。
縱觀其建國後的半生，林彪可謂毛氏宮廷政治中最敏銳的觀客，卻又是最不情願的玩家。論者以為林之取代國防部長，正是權力野心之表現，中共黨史還大寫特寫羅榮桓出面反對的事，以證羅之先見之明。殊不知林彪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之前，在黨內地位已是遠遠高於彭德懷，部長一職在權力的階梯中，那能說得上是高升呢？論者更不知羅榮桓（實則還有羅瑞卿）之出面反對者；正是由於林彪無心上任向毛請辭不准，故而轉托二羅在毛前代為說項，以期收回成命。
再者，一九五七年後吳冷西取代鄧拓，又兼新華社長，主持兩大官方喉舌，有權列席政治局常委會，然而陽光之下就有這等奇事！吳冷西直到文革起，陳伯達的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奪權的近乎十年間，居然不曾在大政所出之政治局常委會上見過林彪。若硬說林彪「權力薰心」，這等的權力薰心也真夠名實相符了。
其二，毛主席謂林「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急於奪權搶班」。
在以黨治國的中共體制下，國家主席一向是個無足輕重的虛職。毛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正式提出不當下屆國家主席時，其用心絕非為了放權，而是為了「擺脫」接待外國元首等繁文褥節的「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
可知毛本不以為國家主席「重要」，一九七○年春討論修憲中設不設此一職位時，毛亦說過：要當就讓董老當（即那位無關緊要的董必武）。劉少奇所以遭毛之忌，也並非由於披挂國家主席之虛名，乃是毛在一度退居二線之時，授劉以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共日常工作的實權。即使劉之國家主席一職稍掛著幾分虛有的尊嚴，毛說打倒就打倒，哪裡管得憲法上規定的保護措施和罷黜程序。
這位繼任的國家主席終於慘死開封的血跡斑斑的前車之鑒，難道林氏就無省於心麽？何至於竟蠢若逐臭之青蠅？另者，林辦工作人員皆知，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會見外賓，受到羅馬尼亞國防部長巴廬庫的「熱烈擁抱」，這位怕光怕涼怕風怕水的副統帥歸後即禁不住慨嘆：「和洋人打交道，實在受不了！」這類不須矯情的日常語言最能真實反映林氏的愛憎心態。林氏夙以不愛社交見稱；其對於外事活動之羞澀，對於外交政策之乏味，知之者皆謂屢見不鮮。而官方對此所據以為鐵證者（即葉群告知吳法憲「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怎麽辦？往那裡擺？」），更是大有蹊蹺。
按此一指控，原本根據吳法憲所謂「他們要什麽就給什麽」這一高壓下所做的供狀，多年後吳已承認是假供，近年來則明言其左右：此話的作者是江西的程世清。
據此，則上述指控顯然與葉群無關，所謂鐵證者，適足以暴露主事者之穿鑿附會，虛造事狀矣。
其三，廬山鬥爭的實質
歷來官方史籍述及廬山，總不外是糾纏稱不稱天才，設不設國家主席等丈二金剛似的問題，歸結出：廬山會議是兩個反革命集團內的權力鬥爭。
然而這一結論，未必妥當，也未必盡然。「兩個反革命集團」總意味著一方是「四人幫」。時王洪文未至中央，還在核心權力圈外。其與張春橋之關係也處於捉摸不定之狀態，此由他在會上也跟著起鬨，支持陳伯達的稱天才，令張難堪可知。二者，此一結論仍嫌過於抽象，所言「權力鬥爭」的內容仍不明確。若說為了繼承權，只怕為時尚早。
帝王未崩，忌言承繼，若說這是一場「文人相輕」的恩怨（此為江青之戲論，說的是陳伯達與張春橋之間的不對頭），或說這是一場槍桿子與筆桿子之間的較量，也只見現象，未觸實質。
上述諸見的最大缺陷，在於其意味著毛澤東只扮演一個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坐山觀虎鬥」任它兩股勢力相爭；只需仲裁之時，或各打五十板；或打一方扶一方，總之是個超然局外的角色。這樣的描繪顯然無法解釋毛澤東在廬山這場鬥爭中所流露的切膚與震動之處。完全不能回答何以毛澤東不惜與副統帥翻臉，不惜葬送一個常委（陳伯達）的政治生命，不惜打擊各路軍頭；不惜違拗「二百多個中央委員」的群情眾議，偏偏情有獨鍾，使出霹靂手段出面保駕一個淵源甚淺的張春橋--這樣一個極其常識卻又最為關鍵的問題。
依我之見，廬山會議的這場衝突不儘是「權力之爭」，更主要的恐怕還是如何對待文革的問題；衝突的焦點也不單是一個張春橋的問題，而是拐彎抹角地涉及康生、江青，而最後不言自明地觸及「偉大的天才」的問題。如眾周知，江青、康生、張春橋都是先前中央文革的成員，分別是組長、顧問和組員。陳伯達本是組長，沒干幾個月，就以性格見解歧異，不見容於江青，逐漸從中分化出來，「投靠」林彪。這種「投靠」哪裡是毛澤東說的「我的船還未沉，這個老鼠就跑了」 那樣，只是基於權力的考慮呢！「一組」（毛）的權力當然遠勝「二組」（林）。若不是因著識見相近，陳伯達何以會背著毛而轉向林呢？
原來軍隊系統早自軍委八條、二月逆流，乃至武漢兵變以來，就與中央文革扦格不入。四大將（黃吳李邱）在文革初期也飽嘗紅衛兵造反派文武批鬥之苦（其中邱會作最慘，幾乎打死）。林彪身為副統帥，在公安六條保護之列，固然不受此罪，其為毛所欽定的為文化大革命保駕護航的接班人，也由不得他公開非議文革。
然而私下之間家人卻嘗聞英以「文化大要命」稱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鬥。掩藏不住骨子深處裡對此文革之不敢苟同；對於文革的亂局，他是深感於心的，在他與徐向前主持制定的抑制中央文革的軍委八條得毛批准之後，一向情感不形於色的林彪居然禁不住歡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對於派性武鬥，他 更加耽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曾為此上書，但毛不以為意，反而諷刺林彪窮緊張。至於文革破壞生產的那一套，也不符合林的一貫思想。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他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解釋就很別開「生」面：「我們談政治談黨，首先就是經濟問題。我們是拿『產』字作旗幟。我們有的同志實際上下注意『產』，忘了本。共產黨不注意『產』字，那就大大不合格。」繼言「我們奮鬥的集中目的做什麽呢？是要『產』。不是私產是公產；大家發財，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因此在由他負責宣讀的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上，他支持陳伯達強調「促生產」的起草，而不取「只有（文革）運動，沒有目的」的由張春橋、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奈何遭毛否決。林彪這一不廢生產的立場；顯然其來有自。
然而在廬山上，這類的分歧，這類對於文革的非議，乃至憤懣，都只能包裹在「高度抽象的語言」中：要不要「三個副詞」？要不要天才？要不要國家主席？這些做表面文章的正反雙方，當然都不存在忠不忠於毛主席的問題。林彪的軍系人馬，加上陳伯達、汪東興，指斥張春橋反毛，當然也是強詞奪理，無限上綱。但此一立意打擊張春橋的「深層結構」，卻在於多年積累的對於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異議。憬然於二月逆流的前車之鑒，批判的火力只能集中於最小的角色張春橋，如葉群所說：千萬別點康生的名，更不可觸動江青。（至於觸毛，那是壓根兒連想頭都不敢有的！）
儘管如此，廬山上一旦或明或暗地點名張春橋之後，立即群情振奮激昂，「千刀萬剮」之聲不絕，「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中央委員們紛紛給政治局寫信，批判、聲討......張春橋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跡......異常激烈。」武如陳毅、許世友，文如錢學森、郭沫若在會上都「跳得很高」。陳毅等人與林彪等淵源不深，他於二月逆流後打成「右派」，卻與林彪一向不大來往。何以也會「擁護陳伯達」大批張春橋呢？自然不是一個私人恩怨可解。
廬山上所以群情憤激，造成「停止地球轉動」似的共鳴，自然是有著共同的「語言」，並不侷限於林系一路人馬。林彪等人的語言既是如此抽象，則共同語言的代表人物當推以敢於直言見稱的陳毅。這也是毛澤東所斥「二陳合流」，康生所稱「二月逆流與八月紅流（按原文如此）合流」的旨趣所在。
由於官方始終未曾公布文獻，我們無從知悉江青率領張春橋、姚文元與毛密談的內容。然而可知者，是自此而後，情勢急轉直下。說來不巧，這一情勢的發展正似一九六七年反文革的二月逆流。毛澤東在二月逆流期間，不惜開罪四個元帥三個副總理，公然宣稱：「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反對我。」說來又是不巧，這回毛澤東也說：「他們名義上是反對張春橋，實際上是反對我。」（見事後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毛同華國鋒的談話。）林彪諸人「高度抽象語言」中的弦外之音，終於讓「政治慧眼」的毛澤東嗅出來了。
毛澤東薨逝之前自揣平生兩大成就，一是解放戰爭，打垮了國民黨，一就是開亙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這兩椿蓋世功勛，絕容不得他人非議。毛儘管賞識鄧小平，令其復出主持中央工作，根本條件就是保證「永不翻案」，不翻文革的案，一旦嗅出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立即再度打倒。
由此可知，文革者，才是毛的真正痛處，才是他在廬山上所說的「絕不讓步的重大原則問題」。也才是他在設下十面埋伏，準備對林彪動手的南巡講話中所說「三要三不要」（意指林彪如劉少奇一般，搞起修正主義）的矛頭所在。
只有從此考察，我們才能撥開廬山的迷霧，窺見毛的切身之感，是什麽觸動了毛的真正痛處。這些才是廬山風雲的奧妙所在，九屆三中的實質所在。然則，馮文所欲回答的「毛林決裂的關鍵」者，又豈是「權力鬥爭」一義所能涵蓋。
當然；這一奧妙不可能由當時的官方披露--一個八屆十一中全會出現的副統帥，一個首任的中央文革組長，居然會不滿文革，這還了得！今日的官方當然也容不得觸此奧妙--阿Ｑ也敢革命，林彪也會反文革，笑話笑話！
史家辨人事，猶如法吏斷獄，聽其兩造之言。二十五年來的林彪大獄迄今但有原告，不見被告。對於林彪其人，對於撲朔迷離的林彪一案，世人所知者，真是少得可憐（包括筆者在內）。只許原告控訴，不許被告發言（林氏後人如林豆豆與張清林之種種申訴，屢遭官方壓制），單以此事度之，則可計其為冤案者，大約不假。雖不中，亦不遠矣。
細檢林彪與周恩來二人之文革言論，相觀比察，舉凡在諸大政策上，二者所持之立場其實差異無幾。反之，以抑己揚毛之初衷及批鬥同僚之激烈觀之，周之較林，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以身後聲名論，一者崇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聖人，一者淪為遺臭萬年的反革命陰謀家，何其霄壤之別乎--此冤者一也。
毛之整肅劉少奇，乃源於劉在調整「七分人禍」大躍進後的國民經濟、在包產到戶的農村政策、在四清的做法上，與毛歧異，觸犯了「龍顏」。這至少是一條公開的「劉少奇路線」，毛要整他還說得上有個根據，說冤不冤，如今也得了平反。
相形之下，林彪儘管骨子也不以大躍進為然，也主張包產到戶，但基於劉的教訓，不惜隱抑私見；處心積慮標榜毛之正確，最後仍落個反毛行刺的罪名、身敗名裂的下場--此冤者二也。
林彪之倉皇出逃，本是毛步步進逼弄出狗急跳牆的結局（毛之手法與先前逼迫達賴喇嘛出走者，或有稍似之處。）事發後之案情，又全憑毛之未審先決、出乎臆想的判令，好事者又據此銷毀證據，偽造事狀。遂成大獄。其株連者，何止千萬，而苦主或其家屬，死者含恨，生者坎坷。實事求是之不謀，歷史公正之義之不張--此冤者三也。
論者日：伴君如伴虎。林氏以騎虎難下之勢，居然仍大搞毛的個人崇拜，真不啻為虎添翼，其折戟沉沙幾至滅門的下場，固可謂咎由自取。然而，即以個人崇拜而論，劉少奇、柯慶施、陶鑄在崇毛活動上，本有一飯之先的功勞，而周恩來之崇毛又賽過林之崇毛（對比周在八大二次的檢討與林在七千人大會上之講話，即可知矣）。但究其實際，始作俑者，正是毛之本人（毛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大講個人崇拜之必要與個人崇拜之合於馬列主義；柯、陶二人就是受了毛的鼓動，跟著大吹起來的。）
今人只消翻閱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就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諸冊，看看毛對中央文件的親點御批（其中毛在秘書擬就或政治局、書記處起草文件中親自加入「偉大領袖毛澤東教導我們」的字樣，比比皆是），就可知毛澤東才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最大提倡家。如此看來，林彪的錯誤也好，悲劇也好，最終的根源又回到了毛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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