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致施化先生

2009-07-20 22:40 作者:李大立 閱7月1日施化先生"從孫中山到劉波"一文， 感到很詫異，有些話可能得罪人，但不得不說。因為我覺得該文有兩個原則問題，一是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評價，我們應該徹底摒棄共產黨非黑即白那套二元論，摒棄毛澤東"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那種簡單幼稚的兩分法，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從中取得經驗和汲取教訓。我們不能因為共產黨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尊崇孫中山，就對他盲目貶斥，況且，共產黨所強調的只是孫先生晚期的"聯俄聯共"(孫先生原文是"聯俄容共")，要批評孫中山也只應限於此，而不能把他的三權分立、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理想一概否定。其二是對劉波先生的現實評價，筆者認為劉波先生作為"零八憲章"起草者之一，功不可沒，並因此被中共剝奪自由，為此出了很大的犧牲，值得我們尊敬(筆者代表香港筆會出席７月13日到17日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上就提出了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波的議案，並獲通過)，但不等於要誇大個人的作用。以筆者既非中共也非民運組織體制內人士的角度觀察，不少海外民運人士都是飲狼奶長大的，毛共搞個人崇拜的一套，也開始漸有表現了，這是非常危險的。斯大林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害死數千萬人，若不全民認真吸取慘痛的歷史教訓，難保悲劇不會重演！

對施文，筆者看法如下，請施先生和廣大讀者指教。

一，軍隊國家化不是劉波先生的發明，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和劉波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沒有本質的分歧。

施文說："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不知兩者有何不同？閱盡施文也祇是說："劉曉波是個例外。劉曉波的政治主張裡，軍隊中立，不參與任何國家政治。這對於所有成為中國領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 進步。"

"軍隊國家化、中立化"不是劉波先生的發明，百多年來中國無數志士仁人早已提出過這樣的主張。八十五年前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明確提出中國民主憲政的路線圖：軍政、訓政和憲政，並規定了詳細的時間表：其中軍政和訓政各約為五年。並說："凡 一 省 完 全 底 定 之 日， 則 為 訓 政 開始 之 時， 而 軍 政 停 止 之 日。""凡 一 省 全 數 之 縣 皆 達 完 全 自 治 者， 則 為 憲 政 開 始 時 期。 國民 代 表 會 得 選 舉 省 長，......全 國 有 過 半 數 省 份 達 至 憲 政 開 始 時 期， 則 開 國 民 大 會， 決 定 憲法 而 頒 布 之。"" 憲 法 頒 布 之 日， 即 為 憲 政 告 成 之 時， 而 全 國 國 民 則 依 憲 法 行 全 國 大 選舉。 國 民 政 府 則 於 選 舉 完 畢 之 後 三 個 月 解 職。 而 授 政 於 民 選 之 政 府， 是 為 建 國 之 大 功告 成。"這裡不是很明確地的體現了軍隊國家化了嗎？

1946年，國民政府在內憂外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召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制憲會議，第三勢力代表梁漱溟先生明確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其中第138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第139條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這不就是徹頭徹尾的軍隊國家化嗎？(只是共黨代表周恩來藉口表決時不在場，全盤推翻已通過的決議)怎麼能無視歷史事實，硬說是"劉波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硬說："劉曉波的政治主張裡，軍隊中立，......這對於所有成為中國領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進步。"？

二，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不同於毛澤東的"共產革命"

施文說："孫中山自認為盡畢生之力，用武力推翻清朝。主張的是實力政策。所以他的弟子蔣介石同樣以實力推翻了北洋政府。另一個 徒弟毛澤東也以同樣邏輯推翻了國民政府。這三個人都是用軍隊說話的。"

施先生好像搞錯了，孫中山先生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只用了他前半生的精力，後半生的精力用於"二次革命"，推翻北洋軍閥政府。孫先生不是一開始就主張用革命推翻清朝的，他曾經給李鴻章上書求見，陳述他改良主義的理想。可是，殘酷的歷史現實並不容許任何改良，他連見李鴻章的機會都沒有。眼見康梁的維新改良流血收場，清政府頑固地抗拒民主憲政，才迫不得已發動革命的。革命成功後，孫先生一度讓位袁世凱，打算實業救國，自己去做一個修建二十萬英里鐵路的實業家。同樣是北洋政府封建復辟、軍閥割據、賄選假選、賣國求榮的歷史現實使他覺得當年的革命理想並未實現，並且在長期的革命活動屢戰屢敗中明白了當年的中國還遠沒有到政治民主的階段，任何政治理想的實現都要實力作後盾，才轉而寄望於暴力革命。但是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與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就是前者進行的時候，就已經制定憲制文件，明確規定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雖然因為種種原因，這個目標未能按期達到，但畢竟今天臺灣已經實現了孫先生當年的憲政目標。而毛共從暴力革命一開始，就不是以民主憲政為目標，而是以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結果是共產革命成功六十年了，民主憲政仍然遙不可及。

筆者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施文說："一開始孫沒有軍隊，只有一些志願的非專業人士，搞了二十多次武裝暴動都失敗了。後來不惜向鄰國蘇聯求援，建立黃埔軍校。不但把軍隊，還把外國勢力引進政治，開創了中國的現代政治新模式。"這裡就不但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而且也與歷史事實不符。當年孫先生"搞了二十多次武裝暴動"是在辛亥革命前，而"向蘇聯求援，建立黃埔軍校"則已經是辛亥革命後十多年的事情，不可混為一談。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稱帝，企圖將歷史車輪倒轉，與孫先生結束帝制實現共和的革命理想不符，與全國人民的民主理想不符，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理所當然。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發言權都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軍閥手裡，孫中山先生在廣東艱苦經營，終因陳烱明背叛而失去一切依托。其時蘇俄屢次派人遊說孫先生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均遭孫先生拒絕。但當時蘇俄是唯一願意援助孫先生實現其革命理想的國家，孫先生提出"聯俄容共"的政策，有當時的客觀原因。而且人非聖賢，誰能預測當時反帝反封建的進步力量共產黨將來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筆者兩年前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裡也說到"現時海內外已有學者提出孫中山當年的"聯俄容共"，奉行列寧"暴力革命和黨國體制"路線，正是中華民族走向將近一世紀災難的源頭，並指出孫中山先生後期這樣做，背叛了自己早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這是我們八十年後的認識，不能以此苛求八十年前的孫中山先生。況且，根據現在披露的歴史資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外公布的"孫文越飛上海宣言"，裡面有一段話很清楚，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於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這是聯俄的前提條件。容共的條件則是，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黨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白紙黑字清清楚楚，說明即使在國共合作的當時，孫中山先生還是保留著清醒的意識。

三，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地提出民主憲政思想的革命者，他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他的歷史貢獻不容抹煞。

施文說："孫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沒有認真研究過西方的政治體制。"

這段話太主觀武斷了，甚至顯得很淺薄。孫中山先生在"走向共和"演說中說："兄弟提倡革命三十多年，從廣東舉事失敗以後，便出亡海外，兄弟革命雖然是遭遇了一次失敗，但是並不灰心，把革命底事情還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餘，便把各國政治的得失源流，拿來詳細考究，預備日後革命成功，好做我們建設的張本。故兄弟當亡命各國的時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見得各國憲法只有三權，還是很不完備；所以創出這個五權憲法，補救從前的不完備。所以五權憲法就可說是兄弟所獨創的。"孫先生流亡海外期間廣泛接觸西方各界人士，深入研究考察各國民主憲政，特別是美國、英國、法國和瑞士，詳細研究總統制內閣制政體，說"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成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不成文）憲法，是英國最好"。怎麼能說"孫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沒有認真研究過西方的政治體制"？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演說中詳細談到二十多年在紐約與一名華人法學博士詳細討論五權憲法兩星期的情形、另一位南京政府聘為法律顧問的日本華人法學博士，孫亡命日本的時候和他詳細討論五權憲法兩三個月。還說到自己五權憲法中的監察權構思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喜斯羅教授提出的"彈劾權"，怎麼能說孫中山先生對西方政體沒有研究呢？相反，孫中山先生是中國一百年來對西方民主政制瞭解最多的政治人物，無人能及。

施文說："人家建國一兩百年，前後換了幾十屆政府，為什麼根本不用發一槍一彈。"施先生似乎搞錯了。社會制度變革完成以後，無論民主還是專制政府，和平不留血換屆是常態。中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到今天傳到第四代領導人了，換了若干屆政府，也"不用發一槍一彈"。我們討論問題的焦點在改變社會制度是要革命還是改良？看來，施化先生的意見是改良，反對革命。他想表達的是西方國家改變社會制度"不用發一槍一彈"。但施先生還是錯了，美英法民主制度的確立，不是完全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美國經過獨立戰爭、南北戰爭；英國經過光榮革命；法國更經過血腥的大革命。就算是日本，在明治維新長達二十多年的過程中，發生過烏羽之戰、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捲南北的全面內戰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施文說："孫中山在政治上的唯一貢獻"三民主義"，解釋到最後語焉不詳，變成了三大政策"聯俄聯（容）共，扶助工農"。哪怕孫的政治綱領給中國留下 一點正面的遺產也好，學習繼承他還有點道理。可是一點都沒有。"

這段話就更加離譜了，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的文章、演說對三民主義有極詳盡的論述，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更是孫先生根據中國特有的幾千年封建統治所造成君權太強民權太弱的現實而設計的。中共理論家鮑彤先生解釋說，孫先生認為西方普遍採用的三權分立，都屬於間接民權，對中國人民監督執政者而言還不足夠，還需要增加兩個直接民權考試權和監察權。孫先生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科舉制度是公正選拔官員的先進位度，不但應予保留還應發揚光大，這才是共產黨所謂"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是對世界民主憲政的重大貢獻。孫中山先生詳細論述了"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並以政權與治權的"權能區分 "，和治權內的"權力分立"之兩大原則，為中國未來設計了憲政體制：人民的政權有四種：即選舉權、罷免權、創製權、復決權。而政府有五個治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這些政治理論即使放到今天，仍然顯示著強大的生命力。至於聞名世界的三民主義，更有很多專著，筆者不贅，怎麼能說"語焉不詳"？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民主憲政之理論和實踐的偉大創舉和貢獻，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五權憲法，世所公認，怎麼能說孫中山先生"沒有留下一點政治遺產"？

佚名的"破產的毛澤東"文章裡有一段話很值得向施先生和讀者推薦："毛能與孫中山比嗎？孫中山對西方瞭解很深，對世界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清晰的目標，懂哲學、行實業、重身體力行；看《孫中山文集》，深為他的博大遠見所折服；反觀毛選，儘是歇斯底里的嚎叫。正是在中山先生的感召下，秦始皇奠定的社會體系轟然崩塌，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與歐美接軌的新型制度。毛恰恰相反，卻是跟袁世凱一樣，向秦始皇時代復辟，反時代、反潮流；毛其實很想做皇帝的，但袁世凱給了他足夠的教訓，讓他不敢明目張膽地搞。"筆者 04年發表"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從兩者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國際視野和個人品格比較，得出相似的結論。06年發表"從三垂崗到大風歌--毛氏王朝胎死腹中"指出毛澤東曾經企圖在中國建立毛氏王朝，先是打算傳位給毛岸英、然後是毛遠新、最後是江青，幸好統統都被挫敗了，否則今天的中國就是第二個北朝鮮。至於施先生所推崇的劉波"三百年殖民"論，孫中山先生早在1923年香港大學演講中，就已經詳細比較中港兩地的差異，說明自己的革命思想全部來自香港的殖民統治。施先生不妨先找來讀一讀，別忙著把這個光環套到了劉波頭上。

四，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為中國歷來的統治者大多缺乏政治智慧，更沒有政治家風度，改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類似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

施文說："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道路，而且是一條被當作完全正確的錯誤道路。只有屈指可數的中國政治學者意識到這一點。有人即便意識到，也不敢公開說。中國一百年走的所有彎路，都源於此。可是這個沉悶局面，卻被"黑馬"劉曉波打破。"

筆者不敢苟同。如前所述，孫中山先生是在改良失敗以後才發動辛亥革命的，是在寄望於袁世凱走向共和失敗後才發動二次革命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不但改良維新行不通，即使是顏色革命也行不通，所以才產生暴力革命。而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暴力革命必然會導致專制。英美法日都經過暴力革命的階段最終走向民主憲政的，暴力革命的結果是否可能導致民主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領導人對民主憲政的認識。比如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有人勸說華盛頓當國王，有人勸說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身體力行地為美國創立了民主制度，他不愧為美國的民主之父。無獨有偶地，孫中山先生終生致力革命，他也不是為了個人的權力，從他讓總統位給袁世凱，以國民黨總理將黨務交給宋教仁可見一斑。據此推測，有理由認為如果孫中山能夠活到北伐戰爭勝利，很可能會從此給中國帶來民主制度。

朱家雄先生"假如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中有一段很有趣，值得參考："可惜孫中山在革命軍取得北伐的全面勝利之前就去世了，我們無法看到他內心真實思路在現實國家政體中的落實，但我以為還是可以推測的。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聯合共產黨，大約是想在統一全國之後實行多黨制的，而主要的選舉戰大約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與此同時，也巧妙地把國民黨所親近的美國和共產黨所親近的蘇聯這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拉攏到了中國未來政府的背後。"

"很可能的局面是，軍隊國家化，照搬美國的選舉制度，第一屆總統由他當選沒問題，甚至連任一兩屆也沒問題。然後就有可能由共產黨的陳獨秀或者別的誰當選......受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孫中山，大約一定是會按美國的模式來締造他心目中的新中國的--如果不是這樣，則很難想像孫中山還能有什麼符合當時歷史時代形勢的政治高招,孫中山奮鬥不息的目標，不就是為了建立一個高度重視民主、民族、民生的國家嗎？"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筆者上述的觀點和朱家雄先生的文章，都只能是一種猜測。但是筆者認為，當年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是正確的道路，即使在今天也還有他的現實意義。因為今天的中共比起當年的晚清，更加頑固滿頇，吳幫國公然宣稱："我們絕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絕不搞議會政治、絕不搞多黨制......"所以，任何寄望於共產黨自行改革，還政於民，實行憲政民主都是幻想。依筆者看，將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毛澤東式的全面內戰暴力革命不可能發生，施化先生所推崇的康梁維新改良也很難成功，反而是兩者之間類似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最有可能。張軼東先生提出的"黨內高層矛盾大大地嚴重於黨群矛盾，共產黨向來黨內鬥爭殘酷激烈，將來很有可能由黨內鬥爭軍事政變等結合群眾運動實現民主化"(大意)的觀點很值得重視，筆者深有同感。施文說"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道路......，只有屈指可數的中國政治學者意識到這一點"正好說明大多數中國學者不同意你的看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別是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模式，對今天的中國現實仍然有指導意義，不容否定。

(寫於09年7月5日-7月10日，修改於7月18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7月19日"自由聖火")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